中国传统观念推崇知行合一，人生即学问，学问即人生，学问的背后连接着独特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这一点上，王阳明同儒家至圣先师孔子格外相似。王阳明以哲学家入世，文韬武略，教化传世，“左手不释卷，右手不离剑”，事功同哲理交相辉映，实现了知与行、文与武的统一。阳明心学以知行合一开启，终于“致良知”命题，既来自于讲学论道，更来自于实践履行。特别是两次平乱和一次平叛的军事行动，闪烁着王学的精神：“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坎坷的经历
王阳明早年上书为弹劾刘瑾的御史辩护，触怒刘瑾，遭廷杖之刑发配贵州龙场，中途还被刘瑾派来的刺客劫持，佯装跳河自尽最后逃走，经海路自浙江漂泊到福建，九死一生。他一生文治武功，建立盖世功勋，而这背后隐忍的痛苦，也非常人所能领会。
超越的人格
王阳明功高盖世却遭遇不公，被诸多阁老首辅等官场老油条排挤，未能得到重用，又被批为“狂狷”，不为朱子学派的主流所容，最后抱病出征广西，于戎马之际病逝，未能享得高寿。然而他一生光明磊落，不假外物，不为乡愿，只是尽心尽意求得心安，弥留之际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等人生经历、人格抱负，是中国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典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王阳明身上完美统一。
王阳明以入仕实践心学，怀持着教化一方的施政理想，诠释了中国人对于政治责任的独特理解。他到地方就任出行，打的牌子不是戏文里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他创“十字牌法”、保甲法、乡约法，不仅防盗，更在意于鼓励崇德向善，恢复古已有之的家族互助精神，强化乡里凝聚力。他用“谕俗”四条教育民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要因一言之忿、铢两之利轻易构讼，贻害子孙。他认为官员有责任教化乡里、爱惜民众，凡是落草为寇的地区，必然是因为“有司抚养之有缺，训迪之无方”，要追究教化不力的责任。在《告谕浰头巢贼》中，对聚众落草的盗贼首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剖析理解其落草的苦衷，逐条分析其为寇的利害，并坦陈自己在“杀与不杀”之间的艰难权衡，以“真心”打动贼首望风而降。平定盗贼后，毫不居功自傲，而是反思不足，在《与杨仕德薛尚谦书》中提出“破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表达自己移风易俗、教化人心的政治理想。
通达的学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是知识与实践的机械对应，而是意念与行动的自然融合。但凡意念之动，必然指向外物，但凡外物之情，则必然与我有关。譬如山中花朵，“此花为我而开”，不是否认物质世界运行，而是睁眼之后看到此花，花开对我方有意义。这种思维可谓与西方现象学等现代哲学超时空相通。王阳明的哲学有情怀、有温度，他主张“万物一体之仁”，世间事只有对人而言才是有意义的，不存在脱离了人的意义。他一生经历坎坷磨难，除了完善和坚定了他的信念之外，更完成了知行合一的人格塑造，求仁得仁，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