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体坛中的“兴奋剂”事件，估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曾战胜晚期癌症的“环法七冠王”兰斯·阿姆斯特朗、美国的“短跑女王”马里昂·琼斯，乃至曾打破世界纪录的短跑巨星蒂姆·蒙哥马利，他们曾经的光辉生涯都因兴奋剂丑闻而结束，留下了无尽悔恨。这篇文章所要介绍的，正是体坛中最为臭名昭着的两种兴奋剂，和它们背后的故事。
蛋白同化制剂：无数丑闻于一身
如果要统计兴奋剂丑闻中所涉及最多的种类，蛋白同化制剂差不多是“当之无愧”排在前列了。在兴奋剂检测不甚完善的年代，无数短跑世界纪录正是靠着此类药物来完成的。即使技术水平有很大进步的今天，反兴奋剂机构还是会时常发现“改头换面”之后再次出现的蛋白同化制剂，可见此类药物的流行程度。
这类药物最初大都来源于雄激素，但相比于雄激素而言，它们一般很少拥有促进男性器官发育的效果，而是“继承”了雄激素的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作用——促进体内的蛋白质合成。在医学上，蛋白同化制剂主要作为辅助手段用于严重营养不良，或患上消耗性疾病而大量损失蛋白质的病人，有些口服的此类药物还可以治疗遗传性血管神经性水肿（以面部、喉部等部位突然发生水肿为表现的罕见、致命遗传病）。
由于蛋白质是构成体内肌肉组织的重要成分，蛋白同化制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肌肉组织的合成，增加肌肉的力量，这在许多苦于锻炼肌肉爆发力的短跑运动员看来无疑是件天大的好事。在很早以前进行的一些研究中，诺龙（最常见的此类药物）的确能让接受常规训练的运动员拥有更好的成绩，但却让他们的身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男性运动员的生育能力往往会大幅下降，而女性运动员则会经历面部长胡须、声音变粗、月经紊乱和痤疮等严重的男性化表现。
基于对运动员身体的严重影响和对竞赛精神的严重威胁，蛋白同化制剂早已被列入兴奋剂名单，并被多国的药监、执法等部门严格管制（在我国，蛋白同化制剂实行和麻醉药品一样的定点生产、定点销售制度；而在美国，此类药物与毒品一样接受美国缉毒局管理）。但严格管制和惩罚依然难以阻挡运动员们对使用此类药物的渴望，前面所提到的两位短跑名将琼斯、蒙哥马利也正是栽在此类药物上。
促红细胞生成素：“隐形”兴奋剂
蛋白同化制剂虽然是十分有名的兴奋剂，但并不是所有运动项目都需要过人的肌肉力量，例如自行车、滑雪等项目便要求运动员有充分的耐力。对运动员而言，耐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体内红细胞的数量和携氧能力有很大关系，这让一些运动员想到了通过增加红细胞数量来提高耐力这一方法。而通常用于这些项目的兴奋剂，正是人体内促进红细胞合成的激素——促红细胞生成素（EPO）。
EPO本是肾脏分泌的一种蛋白质类激素，能通过刺激骨髓造血干细胞来促进体内生成新的红细胞，在维持体内红细胞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慢性肾衰竭患者大多伴有乏力、面色苍白等贫血症状，也正是因为肾功能的异常引起了EPO的合成减少。所幸的是，现在已经有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的EPO面世，慢性肾衰竭患者可以通过注射EPO来免受贫血之苦。
而提到EPO与体育的关系，便不得不说体育界的一个趣闻。曾在20世纪60年代称霸越野滑雪项目的丹麦运动员埃罗·门蒂兰塔，似乎天生就有着过人的耐力和运动能力，参加4届冬奥会便拿到3金2银2铜的过人成绩。由于成绩太过耀眼，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曾多次对他展开调查，但每次都没什么收获。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门蒂兰塔的耐力之谜才被揭开：他体内的EPO受体发生了突变，导致身体对正常分泌的EPO反应过高，从而使他拥有了比常人多25%的红细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战无不胜。
正是由于EPO有着如此“神奇”的功效，自从EPO制剂商业化以来，很多耐力项目的运动员便把它视为提高赛事成绩的“秘籍”。例如“环法七冠王”兰斯·阿姆斯特朗，在战胜癌症后的不少战绩便是靠注射EPO来取得的。然而与其他兴奋剂一样，滥用EPO的危害也十分巨大。运动员为取得理想成绩，往往会用EPO让体内的红细胞数量远大于正常人，红细胞数量过多则会增加体内血栓形成的几率。有很多滥用EPO的运动员，不是在比赛途中倒地猝死，就是死于睡梦中发作的心肌梗死或卒中。更可怕的是，长期超过生理所需剂量使用EPO，还可能使骨髓的造血功能发生障碍，一旦停药，便很可能患上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RCA，一种以骨髓无法产生红细胞为表现的血液病）。
不过，WADA等反兴奋剂机构在EPO的检测上，却吃过不少苦头。蛋白同化制剂无论怎么“改头换面”，终究是人为合成的物质，只要稍加研究便能开发出简单可行的检测方法。然而，EPO是体内生理性存在的激素，运动员只要让自己的红细胞数量不过于离谱，就很难被检测出曾经用过EPO，这也让它一度成为体坛的“隐形兴奋剂”。但百密一疏，运动员所滥用的通常是商业化EPO制剂（如促红素α、达达泊汀α和促红素β），这些制剂为生产方便往往和人体产生的促红素存在着细微差别。凭借着先进的生物技术，在赛场上查出滥用了EPO的运动员现已不再是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