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9年，日本萨摩岛津氏出兵进攻琉球王国。当时岛津进攻那霸港的的船队一靠近港口，便被琉球在那霸港口修筑的三重城和屋良座森城两座炮台，当场击沉了七艘军舰。而岛津船队却毫无办法，只能靠从冲绳岛北部不设防的今归仁登陆，纵向穿越大半个冲绳岛的陆军，才最终迫降琉球王国。
▲那霸港图
当萨摩入侵琉球之后，江户幕府试图通过琉球称臣和朝鲜来朝，在东亚地区构建一种与明王朝对抗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也就是以神国日本为中心，日本为华，他国为夷的神国- 秽土模式下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因此，这种“日本型华夷秩序”与建立在封贡体制下，重视礼仪，不干涉内政的传统的“华夷秩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宣扬殖民扩张，干涉内政，变他国为日本的被保护国，是带有殖民性质强权政治的产物。
▲三重城和屋良座森城两座炮台平面图，右侧彩照为三重城
日本的这行为模式，带有强烈的神国之民对秽土非人歧视性，对他国的外交使节充满赤裸裸的军事恐吓和羞辱。以被军事征服琉球为例，日本对所谓朝贡国琉球，制定了极为苛刻的掟十五カ条，直接干涉琉球王国内政，其中包括对琉球王国对外贸易和航海自由的限制；对琉球王国人事权的限制；对琉球王国年贡税收的规定；以及对琉球王国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定；以及要求琉球王国君臣发誓永远效忠萨摩藩，并割让奄美诸岛等苛刻条件，而且每年必须向萨摩藩进贡大米十二万三千七百石。之后对为加强对琉球的控制，日本向琉球派驻官员，1629年，萨摩藩在宫古列岛首先设置了“宫古岛在番奉行”；1631年，在冲绳岛设置了“琉球在番奉行”；1632年，又在八重山列岛设置了“八重山岛在番奉行”。这样一来，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统治，由早期的间接统治变化为直接统治。
1614年，江户幕府令萨摩藩起草一封书信，让琉球王国的进贡使以德川家康的名义转交给明王朝派驻福建的军政当局。由于琉球王国违背贡期的规定擅自入贡，进贡使被拒绝入境，这封书信因而未能送达。但是，书信中所表达的内容对于研究江户幕府的对外政策很有帮助。
书信中谈到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很长，因万历朝鲜战争而中断了联系，但德川家康夺得政权后，“ 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遵往古之遗法，鉴旧时之烱戒，邦富民殷，尔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由是益慕中华，尔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此外，信中还表达了江户幕府准备与明王朝恢复贸易往来，“欲修遣使之交”，希望明王朝不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以博爱之心善待海东的黎民百姓之意。
这封书信虽是写给明王朝驻福建的军政当局，但是书信完全采用外交文书的格式和汉语文体，足以说明江户幕府是按照当时东亚地区的外交礼节行事，江户幕府认为这封书信必然会转呈给明朝皇帝，所以书信末尾盖上了江户幕府最高统治者德川家康的朱印。但是，书信中未使用明王朝的年号，说明发信者并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皇帝应有的尊敬，表明日本并未把自己置入明朝的朝贡体系之内。书信中关于“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逻、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的表述，无疑是江户幕府公开向明王朝表明日本在外交上与明王朝的地位平等。日本这种模仿中华帝国创建的“华夷秩序”，表明其仍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欲与明王朝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分庭抗争的态度。
▲德川家康
在江户幕府的构图中，日本要取代明王朝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琉球、朝鲜、虾夷（北海道）成为其中的一员。萨摩藩入侵琉球，正是日本为构建东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所迈出的第一步。萨摩藩征服琉球王国后，强迫琉球王国纳贡称臣，确立了萨摩藩与琉球王国之间的主从关系。江户幕府之所以允许琉球王国保留形式上的王权体制，就是想利用琉球王国的来朝提高江户幕府 的地位。随着万历朝鲜战争后朝日关系的缓和，朝鲜王国经常派遣通信使与日本交流，朝鲜通信使带来的礼品，也被江户幕府当作贡品加以夸大。
而且将军在接待朝鲜使节时，还刻意对朝鲜使节进行羞辱，其目的是对外宣传日本至上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确立。同一时期江户幕府开始向虾夷扩张，并且对当时处于荷兰占领下的台湾表达了领土要求。以贸易为幌子的朱印船主，在船上藏有大量火炮，意图偷袭热兰遮。事泄后，还以谈判为幌子，绑架了热兰遮总督，将其捆去日本。这些完全践踏任何一种外交礼节的行为，都是日本人神国至上观的集中体现 。从上述种种迹象中不难看出，江户初期的日本，试图强行在东亚构建“日本型华夷秩序”。
然而明朝北方建州女真的崛起，使明朝此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关注日本人的小动作。日本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也使得日本人意识到以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撼动明王朝在东亚大陆传统的盟主地位，因而没有将这些小动作扩大化。随着明清战争的愈演愈烈，双方的战争规模越发庞大，动辄数千门火炮对轰的战况，震惊了当时在海外活动的日本人。而东亚海上贸易的扩大化和荷兰人的东来，更加强大的武装商船和战舰，开始在中国沿海频繁出现，数十、上百条大型炮舰对轰的海战模式，日本当时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妄想，终究完全冷静下来的日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中国国力上的巨大差异，开始一改战国至江户初期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二十二，浙江水师在洋面犁沉一艘，烧毁两艘海寇船只，斩首一十二级，生擒三十八人缴获火器倭刀盔甲等一百多件。该船使用宽永（原为宽和，应为宽永）年号，宽永是1624年至1644年特别所使用的年号，这应该是明军最后一次与真正的倭寇交战。此后不久，日本于1633年，开始宣布闭关锁国，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手上最终完成。
然而一开始德川时代早期的扩张政策并非完全没有成果，萨摩藩通过对琉球王国的控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使得萨摩藩的实力大增，通过对琉球的压榨，萨摩藩的财力增至九 十万石，成为日本国内仅次于加贺藩的第二大藩。1868年“明治维新”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财力雄厚的萨摩藩，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出身的政治家，成为倒幕维新的核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被称为“萨摩阀”的政治势力在日本的国家政治中举足轻重，一直占据着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并主导 了后来的“琉球处分”、甲午战争、“日韩并合”等对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进程。对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崛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可低估。
▲倭寇入侵范围图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崛起表现在该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扩张对原有国际秩序的挑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倭寇的老巢之一萨摩藩，对琉球王国的军事征服，正是日本对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一次成功挑战，而明朝此时因为北方战争无暇他顾，并在明清战争和流寇叛乱中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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