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艰难的告白。
3月29日中午，滴滴出行在微博上发了一封公开信，告诉了大家一个坏消息：“按照北京市网约车细则的规定，滴滴将于4月1日前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六环外）外牌网约车进行派单，因近期运力减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用户在部分地区、部分时段的打车成功率、等待时长等体验造成影响，滴滴对此表示歉意。滴滴也会采取技术等多种手段提升效率，希望尽可能满足更多用户的出行。由于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即将到来，我们也提醒乘客朋友们多使用预约、拼车和顺风车等出行方式，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避免受到影响。多谢大家理解。”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表态。在我们看不到的北京角落里，六环内外，数十万因为户籍、牌照、驾照、排气量和轴距任一项与北京规定不符的滴滴司机们，都在绝望无助中寻找新工作。他们人数不少，却注定是沉默的大多数。
去年，在北京“史上最严网约车新规”草案出台后，除了少数媒体和公众人士发声质疑外，网络和街市上一无既往地平静。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些新规将如何改变，或者恢复他们的出行生活，到那个出租车随意拒载，黑车漫天要价的旧时代。
4月1日之后，北京出租车行业将扬眉吐气。就像一百多年前，汽车刚诞生时，所遭遇的敌视和傲慢一样。没有任何创新会顺风顺水，中国式创新则更加坎坷。
居住在北京的2000多万人，将会感受前所未有的“打车难”。网约车不再是手机屏幕上一个个小小的APP，或者是微信九宫格里的一枚插件，它早就内化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与风评不佳的北京出租比，网约车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做为消费者空前的尊严感，以及选择的自由。
可是，这一切都会因为一纸新规而暂别。可以预料，在网约车数量锐减一多半之后，以滴滴为领头羊的网约车们，将更难在定位地图上搜索到，还会因为运营成本的剧增，不得不上调运价。两相催逼之下，用户们的体验不可避免地会下滑，差评和抱怨将成为短时间内的常态。
那么，在熬过去这段不适之后，人们还会不会想起在2017年4月1日前的北京？那时也有堵车，也有雾霾，房价也一直在飙涨，但只要你打开一部智能手机，就会在附近找到一辆愿意客客气气把你送到目的地的汽车。
享受过“共享经济”的人们，很难再接受每天都会有的出行，还被套着计划经济年代的枷锁。“史上最严网约车新规”付诸实施，是政府、网约车和用户三方的共输。只是，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民间。
“史上最严网约车新规”不仅仅在驱赶北京主城区的外地人车，连六环外也要赶尽杀绝。近年来，北京不再仅仅是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区域，环京一直到河北境内，都聚集着大量无力在主城区购房置业的外地人，他们从来没被视作北京人，哪怕假惺惺地在前面加一个“新”都舍不得。
在跨市域出行中，这些外地人日益依赖外地人外地牌照的网约车。在北京司机京牌车瞧不上的市场罅隙里，宾主其乐融融，坚强地仰望天安门的方向。但在新规之下，六环外也寸草不留，只能逼更多的人去开黑车。到时，有关部门少不了又要扣车罚款。这又何必？
中央从来没有否认“共享经济”的好，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连续两年强调“共享经济”的重要性。做为“共享经济”代表的网约车，却被一些地方政府部门视作搅局者，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
或许，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在新旧模式的迭代中，退后一步是黄昏，向前一步是黎明。黎明与黄昏的交错愈发剧烈，就往往就意味着我们更加接近新的生活。
身在其中，不免会感到万事艰难。这一代创新求变的人们，注定要有一段艰难的人生。如果把滴滴们还原成一群试图做出改变的人，他们已经先为我们体味这人生的艰难了。
4月1日来了，让我们少一些对网约车的抱怨吧。这真不是它们应该背的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