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研究文章显示，东亚人的体质指数，即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后得出的数值，在22.6~27.4的，死于癌症、心血管病等疾病的风险最低。越远离这一范围死亡风险越高，因此在正常体质指数范围（18.5~24）的，稍微再多吃点吧。这真的有科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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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曲线
超重会加速死亡这一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保险行业的一些研究。20世纪60年代，一份基于美国26家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体重比美国人平均体重稍低的人群死亡率是最低的，而体重高于平均值的人，死亡率会随着体重的增加稳步上升。该报告促使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etLife）更新了标准体重表，以此筛选投保客户，后来该标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被医生广泛使用。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的负责人鲁宾· 安德雷斯（Reubin Andres），因为对这份标准体重表提出质疑而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通过对死亡率统计表和研究数据进行重新分析，安德雷斯发现，体重和死亡率之间其实形成了一条U形曲线。曲线的最低点是死亡率最低的体重值，这个值会随年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安德雷斯的计算结果表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推荐的标准体重可能只适用于中年人，而不适合那些50岁及以上人群，这些人超重一点儿可能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安德雷斯的研究使得肥胖悖论迎来了第一缕曙光。
安德雷斯发现，体重和死亡率之间其实形成了一条U形曲线。曲线的最低点是死亡率最低的体重值，这个值会随年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安德雷斯的理论遭到医学界主流学者的集体反驳。例如威利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专家乔安·曼森（JoAnn Manson）就曾于1987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引用频率颇高的文章（即这篇文章经常被其他学术论文引用）。在文章中，他们分析了25项针对体重和死亡率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导致不同研究出现不同结论的最主要干扰因素是吸烟和患病。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往往会偏瘦一些，且死亡率也会高一些；同样，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体重也会偏低。恰是这两种因素，使得偏瘦本身就成为了一个风险因素。
1995年，曼森和威利再次发表文章，重申了他们的这一观点。这次，他们分析了超过11.5万名女性护士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 index, BMI），这些护士都是一项身体健康状况长期调查的参与者。曼森和威利排除了那些曾经吸过烟，以及在调查开始后的4年里就去世的女性（这些女性可能会因为患病而导致体重减轻），结果发现BMI和死亡率之间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死亡率最低人群的BMI值小于19（相当于一名身高在1.63米的女性，最佳的体重应该在50千克左右）。
“超重和肥胖会升高人们患上重大疾病的风险，同时又会降低死亡率，这种事情在生物学上可能出现吗？”曼森说。因此他认为，弗莱戈的研究显然是不可靠的。
与此同时，全世界也都开始关注肥胖问题。自从1980年开始，世界范围内的超重和肥胖人群所占比例就开始飞速上升。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瑞士日内瓦专门为此召开了首次专题大会。会上，专家们对BMI的定义给出了新的标准，即BMI值在18.4 ～ 24.9之间为正常体重，在25 ～ 29.9之间为超重，等于或者大于30定义为肥胖。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级标准，调整了自己对BMI的界定。美国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心脏内科医生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希门尼斯（Francisco Lopez-Jimenez）介绍说，我们在过去一直把肥胖视为危险因子中的“灰姑娘”，因为根本没有人关注它。现在，这种情况总算有所改观了，人们开始逐渐重视肥胖问题。
数据之争
弗莱戈正是提出要重视超重和肥胖问题的专家之一。她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下属的统计数据中心工作，能够接触到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的数据资料。该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实施了，每年都会选择大约5000名美国人进行跟踪访谈和体格检查。弗莱戈和同事对这些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美国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在逐年递增。
然而，弗莱戈在2005年发现，NHANES的数据证实了安德雷斯的U形死亡曲线模型。弗莱戈的分析结果显示，那些超重但不肥胖的人，死亡率要低于正常体重者，这一关系甚至在不吸烟的人群中也一样成立。
威利说，弗莱戈的研究得到了广泛报道，因为她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工作，而她的研究却似乎在鼓励人们增加体重。“很多人把这一结论视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威利介绍说。威利和同事对弗莱戈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他们还像今年年初那样，组织了一场公共研讨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些学术上的争议，使得弗莱戈的研究遭到了很多媒体的负面评价。
“我非常诧异我们的工作会招来如此多的攻击，”弗莱戈表示，她更愿意把关注焦点放在流行病学数据里的那些微妙难解之处，而不是这些统计结果会有怎样的政策暗示。“尤其是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很多针对我们工作的误解和困惑，消除这些负面因素是需要消耗大量时间的，而且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弗莱戈补充道。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于是弗莱戈决定完成那项综合性分析研究（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项研究）。她说：“我们认为是时候把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整理和总结了，我们也许无法理解其中所有的信息，但我们至少要把这些信息全部呈现出来。”
弗莱戈的分析，囊括了97项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全都采用了标准的BMI分类法，来评估与各种因素相关的死亡率。另外，这些研究还都使用了标准的统计校正方法，来阐述吸烟、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当把所有成年人的研究数据进行汇总之后，弗莱戈发现，BMI处于超重范畴（即BMI介于25 ～ 29.9之间）的人群死亡率最低。
然而，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弗莱戈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校正年龄、与疾病有关的体重减轻以及吸烟对研究结果带来的影响。他们说，如果弗莱戈要去除这些因素，那么在年轻群体中，同样应该消除这些因素。此外，哈佛大学的团队还认为，吸烟者当中，并不是每个人的嗜烟程度都是一样的，比如重度吸烟者通常比偶尔吸烟者更瘦一些，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挑选完全不吸烟的人群进行研究。威利指出，他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没有被弗莱戈纳入分析范围，因为威利当时没有使用标准的BMI分类方法。在这项研究中，威利和同事对来自146万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对于不吸烟者，死亡率最低人群的BMI在正常范畴，即介于20 ～ 25之间。
弗莱戈却认为，威利的研究废弃了大量的原始数据——差不多近90万实验对象的数据。弗莱戈说：“一旦你剔除了如此大量的数据，你就无法确切得知不吸烟者和其他实验对象的区别。比如，不吸烟者的经济条件可能会更好，或者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弗莱戈还表示，威利的研究依赖于实验对象自述的身高和体重，而不是实际测量的结果。“这将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弗莱戈说，因为人们倾向于低估自己的体重，比如肥胖和高危人群就会说，自己只是稍微超重一点儿而已，但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在评估死亡率的上升趋势时，就会出现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