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2782票赞成、30票反对、2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草案。
这部法典，历经三次修改，讨论最多的，莫过于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那么，这条法律的意义何在呢？
这要从五十多年前开始说起。
一个新闻
1964年，一名女子在纽约皇后区被强暴。长达35分钟的时间内，有38个人看到了这一切。诡异的是，没有一个人选择上前帮忙，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起电话报警。[1]
不用说，事情一见报，舆论就炸了锅。为什么目击者无一帮忙呢？为人的基本道德哪去了？良心哪去了？
见到坏事，人们有时候会义愤填膺、慷慨解囊，也有时候一笑而过、淡漠处之。良心，或者说道德感，似乎是人所有特质里，最神秘的一个。
孟子信“人善”，韩非却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康德含蓄地表示，“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即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你不帮助别人，是因为你教养不好！
事实真的如此吗？其中有规律可循吗？
两个学者
天体的运行是有规律的，电流的产生也是有规律的，人的道德决策，难道就没有规律吗？于是，有些人，比如达利（John M. Darley）与拉丹（Bibb Latané），就决定探寻一下。
二人当时只是助教，而道德之于心理学，绝对是个陌生的领域。初出茅庐便面对巨大的难题，这是武侠小说常见的开头。运气好，你会遇见身怀绝世武功的白胡子老头；运气不好，你只能身怀绝世武功慢慢变成白胡子老头，可生活毕竟不是小说，大多数人也只有自己熬成老头的命......
不过，近代以来，有一群人，他们在贝格尔号船上、从鹅颈瓶中摸索出了一条发现真相的路：地位不重要，资历不重要，提出问题、作出假设、设计实验、分析结果才是关键。
在达尔文和巴斯德之后，达利和拉丹两位少侠上路了。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设计实验。
跟其他学科相比，心理学无疑很特殊。标本可以看见、细菌会在培养皿里现形，人的心思却很难直接观察。一个人见死不救，可能是冷漠、可能是懦弱，也有可能是拉肚子、急着找厕所压根没看见……
所以，设计心理学实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因素，自变量啦、因变量啦、控制变量啦。[3]简单来说，这个事儿，就是在洗照片。首先需要一个暗房，通过精巧设计，构建一个干扰极少的场景；其次需要试剂，施加特定刺激，观察受试者的反应，刺激呢，自然越强烈越好；最后，照片洗好了，就能知道曝光合不合适，研究者记录下受试者的反应，也能反推出其心理活动。
带着这些限制，达利与拉丹设计了经典的旁观者实验。
实验，还是实验
达利与拉丹想研究紧急情况下，助人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所以，他们准备了好几段录音，其中一段，实验人员假装癫痫发作。“我……我觉得，我需要……需要……帮助，有……有没有……人……能助我？”
实验人员准备了几个相连的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副耳麦。一间为实验房间，邀请受试者进入；其余的房间，则放着录音机，播放事先录好的磁带。由于受试者孤身独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听录音，而误以为自己正跟真人谈话；同时，实验人员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确保每次只能有一个麦克风起作用，换言之，一旦通过麦克风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受试者没办法通过耳麦跟“其他人”商议策略。
实验人员打着研究都市大学生适应情况的幌子，招募了72名志愿者。因为类似研究常常涉及一些敏感的、隐私性较强的问题，所以实验人员告诉志愿者们，“你们可以坐在房间里通过耳麦匿名小组讨论，有的人在二人组，有的人在三人组，还有的人在六人组” 。
实际上，每一组都只有一名志愿者，其余所有谈话都是事先准备的录音。随后，在某个时刻，播放癫痫发作的录音。
俗话说“群威群胆”，按常理，人越多，见义勇为的可能越大。然而，实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二人组，85%的人在52秒内走出房间、告诉研究者“有人癫痫发作需要帮助”；三人组，数字变成了62%、93秒；而在六人组，却只有31%的人选择帮忙，平均用时长达166秒。[4]
实验结论：旁观者越多，目击者助人的可能性就越小！
为了进一步挖掘旁观者数目对志愿者的影响，随后，达利和拉丹又进行了第二组实验。四名大学生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填写关于大学生活的调查。其中三位是实验人员安排的助手，真正的受试者对此并不知情。接着，实验人员通过通风管道向房间内释放某种无害、但有色的气体。
结果显示，如果实验助手们镇定自若，那么，几乎每一位志愿者都会压制自己的焦虑、强迫自己继续坐在房间里。[5]
实验分析
很多心理学家都试图解释人的亲社会行为（利他、助人）。进化心理学认为，助人是为了种群的延续，但这不能解释第一个实验的结果，为什么有人愿意帮助陌生人呢？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每个行为背后都有着充分的动机，只有好处够多的时候，人才会采取行动。但这不能解释第二个实验的结果——再自私，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吧？
这真是活见鬼了。
达利与拉丹还发现，不采取行动的人未必就是道德感低下。实际上，他们的情绪反应通常更强烈。因此，二人猜测，紧急情况下人的反应，是一连串心里决策的结果。先是注意到某些不同寻常的迹象，接着对这些迹象进行解读，随后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继而衡量利弊 ，最后才会行动；而旁观者的数量，会影响受试者对利弊的判断。
小故事和大道理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故事，详细说明道德决策的过程。
一条僻静的小巷，你忽然遇到一个因为气管异物窒息的儿童，周围没有第三者，你会怎么想呢？
你大概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作为现场唯一的成年人，你不帮谁帮？
接下来，很自然地，你开始衡量得失：“我有没有能力帮他？有。就算我不会海姆立克急救法，也可以大声呼救。如果帮他，我会得到他父母的感谢和心理上的成就感。与此同时，我会错过班车，因为迟到被老板罚款；如果我不帮他，不仅别人会指责我，我下半辈子也将永远活在内疚里。”
所以，帮。
如果胡同里还有一个成年人呢？
你们二人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出手相助，小孩就能得救。因此， “救小孩”不再是“你”的责任，而是“你们”的责任。每个人二分之一。
随后的衡量，也因之改变。
即使你不帮忙，别人也不能全怪到你头上。
如果你选择帮忙，那么有两种可能：一，对方也出手了，你们都受到孩子父母的感谢，也都因为迟到被罚款；二，对方什么也没做，但是因为你救了孩子，激动得一塌糊涂的父母连他也谢上了……
还有一个额外的可能——那个人是小孩的亲属，他们在那闹着玩呢。你心急火燎地去帮忙，没得到感谢不说，还落了一顿数落。
“你怎么那么傻呀，闹着玩你看不出来？”
得，这下尴尬了，以后必须绕道走。
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路上呢？
“其他人怎么还没动静呢？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哎我听说最近电视台爱搞真人秀……”
于是你决定，再等等、再看看、再琢磨琢磨、再纠结纠结，再过一会，再说。
只要有旁观者存在，个人所承受的责任就会减少；而旁观者越多，利弊衡量越复杂。
在老式计算机上开几十个程序会得到什么？
蓝屏！
实验引起的涟漪
拉丹和达利的故事已接近尾声。不过其研究意义，却影响深远。
首先，道德决策是个博弈过程。
博弈，就是衡量得失，就是比较成本和受益。
在旁观者模型中，受益是确定的；旁观者越多，利弊衡量越复杂，需要的时间也越长。[7]而成本，又包含了多个方面。比如，时间成本，又比如，“万一她讹我呢”。
张浩阳等分析过“扶老人”场景，结果显示，当法律机制完善的时候，即使是低道德的旁观者也愿意帮助老人；反之，人们不仅会“明哲保身”，还有可能从高道德蜕变为低道德，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8]
这就要求，国家从法律层面，为助人者提供保护。
其次，正是合理的实验，让我们发现了道德决策的机制，进而制定了“好人法”来降低助人为乐的成本，鼓励助人行为。
所以，对于研究者而言，继续探索消除旁观者效应的方式仍是应有之义。同时，网络的出现产生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虚拟世界，人的好和坏似乎都得到了放大，新时期的旁观者效应还需继续研究。
最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要认识到到人是受环境影响的，除了不要盲目指责他人冷漠，还需要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主动打破旁观者魔咒，勇敢助人。
10月1日，民法总则草案就要正式开始施行，我们且拭目以待。
----------------------------------------
参考文献
[1] GANSBERG M. Thirty-eight who saw murder didn’t call the police[J]. New York Times, 1964, 26.
[2] 迟毓凯. 人格与情境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J].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166.
[3] 坎特威茨等. 实验心理学: 掌握心理学的研究[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p1): 377.
[5] LATANE B, DARLEY J M.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10(3): 215.
[6] 刘翔平. 旁观者效应的道德决策模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4): 97–101.
[7] 冯浩文. 博弈论视点下的旁观者效应解读及其破解策略[J]. 中外企业家, 2009(22): 9–10.
[8] 张浩阳, 李延鹏. “旁观者效应” 谁之过?——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分析[J]. 改革与开放, 2012 (07X): 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