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人，我们渴望也有权利像人那般活着。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敬畏法律，信仰执法者，但如果法律又或是执法者不能保障我们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时，那么我们势必要做点什么。信仰可以坍塌，人何以偷生。生命固然珍贵，但尊严亦然。
【案情】
这个案件，这则新闻，这起悲剧在今天成为全民讨论的焦点。案件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去南周、去百度、去网易、去凤凰、去腾讯。
在此，我只是简单的描述一下案情：企业家苏银霞背负135万元年息高达120%的高利贷之后，在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内，总计支付本息约254万元以后，无力支付余款，11名催债人暴力催债，在债务人企业的接待室前后2天时间内使用卑劣下流手段当着苏银霞之子22岁的于欢的面对苏银霞极尽凌辱之能事。警方赶来以后只是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于欢几近崩溃欲随冲出房间未果，慌乱中摸出一把水果刀刺伤在场的四人，其中一人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首发于《南方周末》的报道，这起案件发生于2016年4月14日，目前一审完毕，于欢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该案在上诉中。
【尊严】
自古以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一直被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何谓“不共戴天”？即不能和仇敌在同一个天底下生存，说白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夺妻之恨”尚且不共戴天，何况置于儿子之面凌辱母亲，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行为。
《春秋?公羊传》中有言：“（子）不复仇，非子也。”孔圣人对此深以为然，《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翻译成大白话：“对于杀害父母的人，即使睡在草苫上，也要枕着盾牌，时刻不能忘记报仇，碰到了就算没带兵刃也要去和仇人搏斗，而不能回去拿兵器再来搏斗”。
“杀害父母”仇深似海，凌辱母亲，亦势不两立。名节何其重要，更为极端恶劣的是——他们是当着那位母亲，22岁的儿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是为人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基本、最底线的尊严。如果这点尊严都无法保障，那么人与禽兽何异？
【救济】
古时候，有法制。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法律对于因父母之仇动用“私刑”是默许甚至鼓励的，《周礼·秋官·朝士》就有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类似的律法，在很多王朝的律法里都有规定。
但今天，文明社会法治社会，国家集中了“行刑权”，公民只有“防卫权”，同时国家法律对“无限防卫权”（可以至施害者死亡的权利）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即只有在走投无路迫不得已不进行防卫直接危及生命时方可行使“无限防卫权”。如果危害行为对生命的危及并非特别紧迫，并不会在顷刻间伤及性命那么行使“无限防卫权”只能构成“防卫过当”，然而“防卫过当”属于犯罪行为，本案中于欢之行为甚至没有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而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可是根据报道我们知道，现场是有人报警的，警方是曾出现在现场的。然而他们出现在现场以后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身为执法者，他们无视被非法拘禁前后两天的被害人，他们无视现场的一片狼藉，他们也看不到被害人的惊恐与绝望，而是直接离开了。直到，被害人又制造了被害人。
暴行攸关尊严的底线而不直接危及生命的时候，于欢没有“行刑权”又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而当时的情形，在1对11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行使“无限防卫权”那就等于丧失了“防卫权”。于是他寄无限希望于执法者，然而执法者很快就令他的希望变成了绝望。
在场的人员于秀荣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并未受到严重暴力，尚且作出如此判断，何况深受肉体及精神凌弱的苏银霞母子。可是执法者毅然决然的走了。当最后一根稻草被拧断的时候，当对执法者的信仰坍塌的时候，当“公力救济”对这对惊恐万状的母子作壁上观的时候，只能“私力救济”。而那时那刻，如果排除无限防卫权，那么这对母子还有何权利可言。
士可杀，不可辱。所以，他出手了，在悲愤和绝望中举起了刀，无论是对生命的防卫，还是对尊严的捍卫。
【答案】
现在，你问我“在催债人当面极端侮辱母亲而警方未能妥当处置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会选择捍卫我的尊严，我会选择像人那样活着。至于其他，交给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