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华援助，首先就会想到“飞虎队”和“驼峰航线”。前者在抗战初期，以辉煌战果给不可一世的日军空中力量以沉重打击，不仅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坚定了中国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后者在抗日战争中后期，以巨大的牺牲开辟了唯一的一条从海外通往中国的运输线——“驼峰航线”。这是一条距离极长、费时极多、航程极险、代价极大的空中运输线，当时大量援华物资靠这条唯一的补给线，源源不断运到中国，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全面抗战。
然而，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美军运输机对中共的几次重要空运却鲜为人知。特别是1945年8月的长宁空运，一次将人民军队20位高级将领运往前线，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和反对国民党内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向延安运送医疗物资
陕北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尤其是医药及医疗设备更是奇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积极募捐，坚决支持抗战。
可是怎样把国统区募集的物资运送到陕北根据地和解放区呢？
保卫中国同盟的创始人宋庆龄，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一次，保卫中国同盟又募集到一批医疗设备，想送到延安，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处处设卡，这批物资要送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走陆路绝对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
正当宋庆龄为此事犯愁时，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到来让她眼前一亮。1942年3月6日，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奉命来到了重庆。这时他身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美国援华物资监督、滇缅公路监理官等多职。
史迪威到任不久，就在住所接待了一位特殊客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保卫中国同盟的创始人宋庆龄。他原以为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没想到宋庆龄提出的要求让他大吃一惊！
宋庆龄希望史迪威伸出援助之手，想借用美军飞机将一批募集的医疗物资运至延安，以支援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战。但她知道史迪威在中国主要是帮助蒋介石政府抗战，请他帮助共产党似乎难以想象，这也是无奈之举。
尽管史迪威感到不可思议，但当他听了宋庆龄对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情况介绍后，还是答应了此事。几天之后，这批对延安而言“比黄金更珍贵”的医疗设备被装上了美国飞机，顺利运抵延安。这是美军首次用军用飞机为中共运送紧缺物资，从而开启了美军与中共交往的大门。
在此之后，史迪威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并继续对解放区提供一些援助。他摒弃了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见，公正、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1943年，在他的努力下，罗斯福在一份“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应把共产党纳入美国政府对华援助的范围。
然而，史迪威的援共主张，令蒋介石大为不满，进而双方矛盾冲突不断。在蒋介石的一再要求下，罗斯福总统做出让步，于1944年10月下令将史迪威召回，从而结束了史迪威在中国的军旅生涯。
在离开中国之前，史迪威留下了两封告别信，一封给陈纳德，另一封给朱德。在给朱德的信中，他不无遗憾地说：“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的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关乎中国命运的绝密空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抗战，终于迎来了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可是还没等和平真正到来，蒋介石便开始积极准备内战。
由于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大都是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敌后抗战的区域，有大面积成片相连的解放区根据地，而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鞭长莫及。
这时，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内战，一面发动“和平”攻势。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目的就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
蒋介石同时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在其抗战区域受降和接管日军投降，随后又借助美国的飞机、军舰抓紧运送军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点。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各地部队坚决保卫这些战略区，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此时，由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已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面对蒋介石试图抢占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内战的企图，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必须尽快返回前线，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
但当时延安和解放区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近800公里，路途遥远艰险不说，还须冒险穿过“国统区”的道道封锁线。
彼时，国民党军队在美军飞机和军舰的支持帮助下，正在快速向东北、华北、晋冀鲁豫等地区压来，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如果不能及时返回前线，其后果不堪设想，好不容易赢得的战略主动权可能也会丧失。
怎么办？这件事迫在眉睫，一刻也不能等！这也是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前必须要办的一件大事。为了尽快把在延安的高级将领迅速、安全地送往前线，毛泽东和周恩来找来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与杨尚昆商议对策。
当时，正好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叶剑英灵机一动：“是不是可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送出去？当然这有风险。”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进行磋商。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责成叶剑英、杨尚昆尽快与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并付诸实施，但必须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美军观察组是1944年奉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命，由美军各方人员组成的一个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前后分两批分别于7月22日和8月7日进驻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情报和加强同共产党的联络。而负责与美军观察组联络的中共代表正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为了保证顺利“借”飞机且不被对方怀疑，叶剑英和杨尚昆商量，以庆祝抗战胜利为题在延安为美军观察组举办一次聚会，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响应。在聚会时，叶剑英和杨尚昆在非常轻松友好的氛围中，向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提出想“借”飞机送一批干部到八路军总部和前方。
杨尚昆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早些时候从前线回到了延安，现在急于返回太行山麓，目前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有限，时间又紧，能否借你们的飞机将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去？”
因为是试探，杨尚昆自然没有将这批指挥员的姓名、职务及其他有关情况向对方透露。没想到，美军观察组负责人竟连他的上司都没有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美军观察组之所以爽快答应“借”飞机的请求，主要还是得益于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有长期的友好合作，而且延安方面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太行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百姓曾经全力救助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所以，当叶剑英和杨尚昆提出“借”飞机前往长宁时，美军观察组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次飞行只不过是双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个小插曲。
尽管顺利地“借”到美军飞机，但这次空运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为了保证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快速投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
所有乘机人员在临登机之前才逐个通知到位，并要求于8月25日9时前赶到延安东关机场；乘机者只能一人前往，不准带参谋、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也不准其他人送行；要求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并组织登机，每个乘机者务必要带上降落伞以防万一。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做好接机准备。
1945年8月25日，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各战区负责同志陆续来到延安城郊的东关机场。
时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联络员的黄华，每次美机抵、离延安他都要到机场去查看情况。这天他照例来到机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高级将领，很是惊奇。
了解情况后，黄华的情绪由惊奇变为紧张。因为乘客中没有人懂英语，黄华担心如果飞行中发生紧急情况，他们与美军飞行员无法沟通，会有危险。于是，他向杨尚昆提出随机行动，陪他们飞到太行。
飞机一路颠簸，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目的地——黎城县长宁临时机场。飞机平安落地后，太行军区迅速将飞机安全着陆的情况报告给了延安。自飞机飞离延安后，延安方面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报告。得知平安，大家都长长地松了口气。长宁空运成功后，毛泽东遂决定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随后，叶剑英、杨尚昆又巧“借”美军飞机，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位三等高级将领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党政要员分别送往山西灵丘和东北地区。
这次空运，把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下子集体送到了最前线，随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将主力整编为9个纵队20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5个军区11万人，还派出1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
这几次绝密空运，使我党本来至少需要两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输送任务，在几天之内完成，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善打胜仗的将领，先敌一步到达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开始从容地选择战场和战机。
刘伯承、邓小平下飞机后，即由黎城星夜赶到129师司令部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抓紧部署并及时展开上党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党中央在重庆的谈判。陈毅、林彪等在分头赶赴华东、东北战场后也迅速展开部署，从而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巧借”美军飞机直接送我军高级将领上前线，是党中央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果断决策，尽管风险很大，但成果更大。
南京至延安的“鲶鱼行动”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突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公然挑起内战，全面内战爆发。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张家口。国民党政府再次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认为形势严峻，并考虑如何安全撤离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于10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谈判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同时，对准备坚持和需要疏散、隐蔽的人员分别作出安排。16日，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第一批撤退，飞赴延安。
但是，根据斗争需要，仍有少数人坚守在南京、上海、重庆等中共代表处的工作岗位上。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人员的安全便成了大问题。在留下最低限度的工作人员后，中共便有计划地组织人员撤离。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还要留一部分人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坚守？主要是为了防止蒋介石意欲嫁祸于我方“关闭谈判大门”，从而揭穿蒋介石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的真面目。
然而，随着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展开，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办事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47年2月27日至28日，国民党政府突然派军警包围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并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封闭《新华日报》。
周恩来见状立即对善后工作作出紧急安排：报馆工作人员，除留极少数人办理结束事务外，大部分可依计划就地疏散。干部不能隐蔽者，即向延安撤退。王炳南应通知美方，我人员须有专机飞渝送延安。
如何安全撤离中共办事处的人员一下子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从南京到延安上千公里，加之全面内战爆发，途中安全没有保证，最快捷的办法还是空运。可是当时我方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更别说飞机了。于是，周恩来明确指示，还是找美军帮忙。
经与美方紧急磋商，美方同意提供交通工具和飞机帮助我方人员撤回延安。执行这项任务的是隶属于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驻华美军顾问团航空分队。这支部队组建于1946年初，编制包括大约250名官兵，由约翰?麦康内尔准将指挥。
领受任务后，麦康内尔准将制订了周密的撤离计划，此项撤离任务的代号为“鲶鱼行动”，执行者为航空分队的机组人员，行动时间确定为1947年3月初。3月5日，周恩来致函延安美军联络组转司徒雷登：“感谢阁下给予中共留京、沪、渝人员在回延运输上的便利。”
1947年3月7日早晨，“鲶鱼行动”启动
整个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先用美军卡车，把中共代表办事处人员及家属安全送达南京大校场机场。由于“鲶鱼行动”是由美军负责执行，所以在去机场途中没有受阻。
第二步是转乘运输机把这些人员安全送至延安。为此，麦康内尔将军专门安排了两架飞机，一架是C-47运输机，主要运送一般工作人员及家属。另一架是C-54运输机，主要运送中共代表处的负责人等重要成员。
麦康内尔将军亲自指挥实施这次“鲶鱼行动”。此前，他曾驾驶一架C-54飞机送毛泽东到延安，还安排飞机把周恩来、李维汉、邓颖超等十多人先期送回延安，因而对航线和延安机场的情况比较熟悉。
在开始实施“鲶鱼行动”之前，他向机组人员详细地介绍了延安机场的环境与条件，并告诉下属：共产党人已经在一条黄河的支流旁边的一个山谷里建造了一个机场，而延安城就在山上，居高临下地俯瞰机场。跑道顶端有一垛墙，飞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不可能成功掉头，所以提醒大家务必注意这一点。
另外，延安机场没有导航设备，因此美军在飞到延安时使用了一架特别改装的C-47飞机，上面安装了全套的无线电设备，包括归航台、空对地通讯装置和仪表进场系统，所以可以为这次行动提供保障。
上午，两架美军航空分队运输机按计划从南京起飞，帮助中共撤离的“鲶鱼行动”正式实施。经过数小时的飞行，两架飞机安全抵达延安。周恩来和朱德、刘少奇、林伯渠、邓颖超、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董必武率中共在上海、南京的工作人员顺利撤回延安。
1944年7月21日。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金城与美军观察组人员合影
这次行动使中共驻京、沪两地人员74人安全撤离南京，为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一批宝贵人才。撤离行动完成后，周恩来对美军机组表示真诚感谢。由于两架运输机当天就要返回，周恩来特意在延安机场用咖啡和三明治来招待美军机组人员，然后合影留念。
（作者：徐秉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