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于2007年首播，讲述大明嘉靖三十九年，陷入严重危机的大明朝，在权臣严嵩的主持下，在浙江推行了“改稻为桑”的国策，让正处于倭患泛滥的浙江民不聊生。
巡抚胡宗宪虚以委蛇，巧妙周旋各政治势力之间，保护一省平安，而淳安知县海瑞则直接与嘉靖皇帝进行抗争，高拱、徐阶等新势力乘机反击，击败严嵩，却只是开启新一轮权力的更替。
这部号称豆瓣史上评分第二的国产剧，为何成为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它究竟是怎样一部“神作”呢？
首先要从导演张黎和编剧刘和平说起。导演张黎，挟《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威，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导演；编剧刘和平当时名声虽不及今日，然而凭借《雍正王朝》、《李卫当官》、《沧海百年》等作品，成为编剧大师。
张黎和刘和平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是“叛逆者”。张黎是“反传统”的导演——对比胡玫、陈家林等导演，电影摄影师出身的张黎非常强调现代摄影技术在电视剧中的运用，再加上独特的剪辑手法，改变了传统电视剧以情节和线性叙事为主，相对单调的影像风格，使得他的作品带上了浓郁的个人烙印。
刘和平则是 “反现代”的编剧，因为现代电视剧特别强调以情节为冲突基础和以外化的情感为核心的人物关系来创作，而刘和平则更多以高概念的主题和内敛的人物冲突关系来构建作品。
两个叛逆者的组合，给作品带来了化学反应，让这个带有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剧本，变成了一部先锋实验性质的影视剧。这样的境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加上一众实力派演员，最终创造出了《大明王朝1566》这部“神作”。
故事开场，嘉靖朝众生像与四大势力的对立格局被逐步呈现出来：冯保、吕芳等司礼监太监群；严嵩、严世藩等“严党群”；裕王、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太子党”；嘉靖皇帝。四大势力交锋点通过一个不得不执行的“改稻为桑”政策，开始正式展开，并聚焦在浙江巡抚胡宗宪身上。
由王庆祥饰演的胡宗宪是该剧第一个重要角色。朝廷不可以一日无东南，东南一日不可无胡宗宪说出了这个人物在整个故事中的重要作用。他面临的困境与《走向共和》里的李鸿章极其相似：上有朝廷朋党相争，下有贪官横行乡野，为了不忘初心，身在其位的胡宗宪不得不做一些违心之事，尽到“公忠体事，老成谋国”的能吏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李鸿章道德作风上的瑕疵，剧中的胡宗宪除了“不得已迎合时事的行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越矩之事，连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他加赋敛财、私生活奢靡、献祥瑞媚上行径都没有提及。
唯一涉及到的他对严党的攀附被解为对严嵩个人的感恩之情，一定程度削弱了他性格中的多面性和矛盾性，但身为封疆大吏的他，在外有倭患猖獗、内有国库亏空的嘉靖朝的悲剧，还是通过他预见“改稻为桑”政策的弊端，面对织造局和布政按察两使制造的乱局时自辞不允的绝望与无奈呈现出来。
比之海瑞这样符号化的殉道者，胡宗宪的困境和绝望更具有现实性，像《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北平无战事》中的曾可达一样，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思考与体悟。
胡宗宪悲剧的完成，为海瑞出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故事开场，海瑞面对的便是朝廷两党和胡宗宪都摆平不了的“毁堤淹田”案。在否定“以改代赈，两难自解”的策略后，他与沈一石、杨金水、郑泌昌等官商进行较量，扳倒了沈一石家族。
由赵立新饰演的沈一石是该剧第二个悲剧性角色。在与海瑞较量中，勾结官员、大发横财的江南巨贾富可敌国的沈一石最终杀身抄家，看似大快民心，却又令人喟叹，因为他的倒台与其说是主持正义，不如说是为了填补国库亏空。
这个依仗自身的权谋才干，背靠江南织造局，勾结官员，垄断经营发迹的商人，最终亡于朝中各派密谋妥协之手，而非海瑞口中的大明律。沈一石的临终遗言写道：“……我大明拥有四海，尚使朝廷惜用，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何至于今日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俟诸公锒铛于九泉之下，此日不远。”这样的悲剧，不仅是嘉靖朝的悲剧，更是千百年来中国商人摆脱不了的宿命。
沈一石的悲剧打开了海瑞通向朝廷的大门，也让他面临了自己真正的对手：不是老奸巨猾的严嵩，而是高高在上的嘉靖皇帝。
嘉靖与海瑞的较量是该剧真正的主线。嘉靖至阴，无为而无不为；海瑞至阳，有为而有必为。无论在浙江，还是朝堂，所有的人和事都是两人较量的平台。
这两个处于权力两端的人，既相克，却又相生：没有嘉靖对国事的无为而治，就没有海瑞冒死进谏；没有海瑞的刚直无畏，就显示不出嘉靖的政治手腕。这样的较量，不仅成为全剧故事上的永动机，暗藏了中国“程朱理学”和“黄老之术”两大学派之争，也寓意了知识分子与政客之别。
陈宝国饰演的嘉靖是典型的权谋派和政客形象。他以“黄老之术”为借口，标榜平衡之道。“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泛滥了都要治理。所以严嵩和太子，都不过是他手上的棋子，只是他统御天下的工具罢了。
之所以这样，倒不是他忘记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因为他不相信天下有无党无私之人。封疆大吏胡宗宪没做到，理学名家赵贞吉也没做到。每一个挣扎在政治漩涡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私利，平衡成了唯一的策略，这是嘉靖非常现实的方法，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家惯用伎俩。
但这个方法遇到海瑞这样的人却不灵了，或者说，嘉靖高超的帝王平衡术造就了海瑞这样“古君子之风”的完美知识分子。他不同于太子党那些夸夸其谈的文官，也不同于胡宗宪这样的实干家，而是刺向整个国家机器的一把“利剑”，希望凭“祖宗之法”、“先儒之道”，划破了嘉靖一手建构起来的朝政的荒唐与黑暗，建立一个以“大明律”为基础，君臣共治的乌托邦。
然而，海瑞最后还是失败了，他的命运注定是个悲剧。因为保持海瑞这样绝对纯净的人格，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所追求的“外法内儒”这样的理想社会永远只能是一个既不容于大明朝，也不容于一切世俗社会的乌托邦。
于是，海瑞和他所代表的这群知识分子的身影就显得不仅孤僻，更有些顽固不化，以至于我们观众也渐渐对他那不切实际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嫌弃，并转而赞同务实的胡宗宪、赵贞吉，甚至嘉靖皇帝。
而这正是《大明王朝1566》的精妙所在：理想主义的人格永远不容于任何社会形态和现实。这样的悲剧，不仅存在于大明王朝和中国历朝历代，也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
现实中，该剧曾遭遇和它试图表达出来的悲剧同样的“悲剧”。2007年在湖南卫视首播时收视率惨淡，预计的下半部拍摄搁浅，十年中没有一家电视台重播。即便豆瓣评出9.5的高分，评价人数也只有1.6万人。
现实虽然残酷，但是改变不了现实不可怕，被现实打败了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自甘放弃作为创作者的信念，融入这滚滚红尘之中。因为文艺创作过程，就是一个对世人描绘作者精神世界里的乌托邦的过程。没有能触动人心或对现实鞭辟入里的主题，无论创作技术上多么完备，到头来，终究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幸运的是，十年蛰伏后，重庆卫视开始重播《大明王朝1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