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
农民和手工艺者生产粮食、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利。
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
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
在中国，重农主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了这种自足。
（图）耕织全图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
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
换句话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
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影响。
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
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
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
此时，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
（图）农耕文明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
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
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路线。
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
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
再举个例子：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的挖土工、搬运工、赶牲者、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
在明朝的统治下，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只是商业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技艺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弱，则是另一个原因。
明朝的皇帝们在北方建起越来越多的皇家庄园，无意中迫使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劳动力。
此外，朝廷也会努力维持传承祖业的工匠团体，来鼓励能工巧匠的培养。这些团体的工人被迫贡献出一部分劳动力，为皇室修建宫殿、制作丝织艺品、烧制当时闻名于世的瓷器。
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木匠、泥瓦匠、织工和陶工的管制，让他们得以借助金钱，摆脱代代都为国家服务的状况，成为私人手工业者。
世袭劳役产业的松动和市场从属劳动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赋税方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赋与役都用现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浇灌了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一旦可以用银两缴纳赋税，农民们就会种植更多经济作物。
地主搬进城市，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们也积累起了商业资本。
（图）明清时期天津兴旺的运河漕运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赋税货币化与其说是商业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的其他几场社会经济变迁，应该受到更多重视。
例如，16世纪晚期，中等规模的集贸中心大大增加。
像扬州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时，中国经历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
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型城市数量激增。定期交易的集镇（市）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一个由乡村、城市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易市场组成的网络覆盖了长江下游、开封和四川。
这些营销中心鼓励新的消费习惯，给数百万从未经历过大城市奢华生活的人，带去了服饰潮流和戏曲娱乐活动。
地主也发现，这些新兴的中型市镇比乡村更适合居住。
如果我们相信当时人的主观印象，那就可以说，1550年至1650年间，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有“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之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更是如此。
士绅家庭利用他们享有的税收优惠特权，积累了成千上万亩分散的土地。来自这些土地的佃农租金，为富人们创造了搬入城市的条件。
维持苏州宏伟的园林和繁荣的戏班花销巨大，这更增加了上层阶级对货币型租金，而非其他类型租金的需求。
（图）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局部）
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虽然中国的白银出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与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外贸易带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如此大的货币流通量不仅帮助支付了多种已经成熟的经济作物，还鼓励了本地待售产品的多样化。
比如：苏州的铁器和精美的刺绣，浙江的毛笔、亚麻制品和蒲席。
商人们把安徽的金属工具运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假发，将其卖到江南地区。
相应地，家庭手工业也日渐成熟起来。
比如，13世纪时，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备纺织精美锦缎的技艺，但到了16世纪，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也具备了相同的技艺。
棉织品成为一种常规的手工艺品。明末时，中国四分之三的地区都出产棉布。缺乏土地种植棉花的农民，便从城里牙商那里购买原料，几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维持生活。
对一份宗谱的研究表明，许多这样的织工，后来都购进了几架织布机，再雇用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起一个作坊规模的织布厂为止。
丝织业也能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几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可能会逐渐成为小纺织厂的业主、商人，最后成为在诸如南京一类的主要城市拥有数间丝绸店的巨贾。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
棉纺织工艺尽管广泛传播，却从未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中国没能出现类似萨克森纺车或飞梭之类的发明，或许是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却过剩的缘故。
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动力发明节省劳力的装置，以生产出更多布匹。
（图）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局部）
此外，棉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最常见的形式，每个家庭都能根据需要生产出大部分布匹。
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
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础，就是庞大的、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
而此处的市场机制，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
织布的各个环节（轧棉、纺纱、染色、织造）并非在一个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赖一系列擅于处理复杂事务的中盘商、批发采购员、牙商和零售商，从商业角度将各个技术原始、相对分散的个体作坊联合起来完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
此外，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生产过程。
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
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
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摘自《中华帝国的衰落》魏斐德（著），中南博集天卷图书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