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4年咖啡初到中国至今，似乎很难说有多少是人打心眼儿里喜欢喝咖啡的。咖啡在中国的流行，与咖啡本身好不好喝，还真是没什么关系。
如果看到现今中国街头遍布的咖啡馆，民国的文学大师可能会相当诧异：在他们的世界，虽有咖啡馆，但并没有什么喝咖啡的经验，也没有留下谈如何喝咖啡的美文，他们习惯的还是喝茶。即便极端如鲁迅——必须得去咖啡馆交际，却总要自备中国茶。
似乎没有多少是人打心眼儿里喜欢喝咖啡的——但咖啡在中国的流行，与咖啡本身好不好喝，还真是没什么关系的。
外国人带来了咖啡树也带来咖啡馆
人类饮用咖啡已近千年，不过咖啡真正传到中国，还是在19世纪。1884年，一位叫劳伦斯的英国曼彻斯特茶商，穿越中法海军的隆隆炮火，来到了中国的宝岛台湾，这位曾经行商非洲、南美的中年人发现，台湾的气候类似盛产咖啡的加勒比海岸，于是动起了垦殖咖啡园的念头。
他从菲律宾马尼拉运来了100多株咖啡树，开始在台湾种植。因为运送距离遥远，加之咖啡树苗种下后照料不佳，成活的咖啡树只有10株。但无论如何，这揭开了咖啡在中国发展的序幕。
至于中国大陆，最早的咖啡种植始于云南。190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受命前往大理宾川县传教。他酷爱喝咖啡，于是他的行李中，便有他经过越南时购买的咖啡豆和咖啡树苗——大约100年前，法国人已经在越南和老挝种上了咖啡。这次，田德能想在宾川试种，这样他就随时都能喝上新鲜的咖啡。
他来到宾川县的朱苦拉村，建起了教堂，并在教堂的边上种下了一片咖啡林，也就是保存至今的、堪称中国咖啡的“活化石”的朱苦拉村咖啡林。起初，这里产的咖啡只供教士饮用，但慢慢的，当地的村民也跟着神父一起喝上了咖啡。
经过百年时光，在朱苦拉村，喝咖啡早已经成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他们将采摘来的咖啡豆去皮、脱壳后，就直接在煮饭的大铁锅里翻炒，然后杵碎，再用磨面的石磨将其磨成细咖啡粉，用纱布包起来放在瓦罐里煮。
1905年，另一个法国人则在云南最早的通商口岸蒙自开办了“滇越铁路酒吧间”。这其实是一间咖啡馆，那为什么取名酒吧间？原来，这是法国特色的咖啡馆，不仅出售咖啡，还出售酒精饮料，是咖啡馆与小酒馆的混合产物，也是欧洲咖啡馆的主流模式。
当年，酒吧间一建好，就吸引了到此修建滇越铁路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光顾，极为热闹。那时，当地百姓对此十分不解：“真是奇怪了！老洋咪（过去蒙自人对老外的俗称）不喝茶，而是喝一种苦得像中药一样的东西。”
不过，蒙自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蒙自本地的士绅慢慢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到洋人府上做客，没茶喝，只能喝咖啡，喝多了，也就上瘾了。
去咖啡馆，还真不是为了喝咖啡
上海的咖啡馆，则要来得更早一些。1887年的《申江百咏》中有一段竹枝词写道：“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这里的“高馡”，便是咖啡早期的译名了。
上海早期的咖啡馆，都由外国人经营，是特别为19世纪中期那些刚离开货船，满怀乡愁的水手而设的。
顺理成章的，咖啡馆的第一批常客，就成了专门做水手生意的妓女。在这以后，这里才开始吸引那些尝试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到了1909年，咖啡店开始被视为聚会的地点，在上海的旅游指南中出现。
1911年，位于上海虹口的汉璧礼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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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的咖啡店主要销售咖啡不同，它们大多数都是法式咖啡店，跟“滇越铁路酒吧间”一个模式，附属于餐馆，兼售各式的食物与饮料。
入口处铺设着地毯，留声机播放着流行的西方音乐，桌上摆放着从外国进口的花瓶和烟灰缸——当时的咖啡馆，基本可以看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展览馆。
当时的一篇小说就描绘了发生在咖啡馆里的场景：打扮摩登的钟小姐在三名男青年簇拥下，吹嘘着她在巴黎的生活。
这时，咖啡馆的女招待也取代了原本占据在这里的妓女。事实上，不仅上海，全国都是如此。当时长沙新闻人严怪愚就在新闻中曾写道，“许多人（去咖啡店），不一定喝咖啡，而是吃女侍者”。
上世纪30年代，长沙的咖啡馆接连冒出来，南门的咖啡馆“青春宴饮社”的女招待，堪称集长沙之大成。长沙的男人们打着喝咖啡的名头来到这里，首先不是点咖啡，而是先点这里著名的女招待叶红，看她拿着口琴，吹一曲《桃花江》。或者点女招待银真，听她唱一折《苏三起解》。
后来更是有了女招待“选美”，即选举“咖啡皇后”。这已近于青楼选花魁，是当地一大盛事，跟现在的选秀节目类似，来自各大咖啡馆的女招待都有自己的粉丝团，竞争异常激烈。
美女招待为咖啡店带来生意，同时，也有人挖墙角。当美女招待当选或入围“咖啡皇后”并引人关注后，身价不同，自然会从长沙城内的这家咖啡店跳槽到另一家。
最出名的长沙女招待，要数后来成为电影明星的胡萍。成名之前，她就曾在长沙最早的咖啡馆“远东咖啡店”充当女招待。
1936年长沙报纸报道说，“现充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员之胡萍，轰动一时之摩登女郎也，曾充该店侍女，故当时一般纨绔子弟，趋之若鹜，有仅食一二角，而竟给小费至数元以上，盖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作用存焉，旋受舆论之攻击，遂离湘赴沪，献声色于银幕矣”。
后来，田汉回到长沙，也时常要去远东咖啡店小坐。他对咖啡馆的印象是，“那儿的女招待似乎都有些自负，仿佛每一位的将来，都有成为电影明星的希望。”
咖啡店的女招待，也成为了文人们喜欢的题材。在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里，女主角白秋英跑到上海寻找青梅竹马的恋人，为维持生计而当起女侍。到了最后，她久候的情人终于现身咖啡店，但却同时带来了他的未婚妻。白秋英痛骂对方薄情寡义，将他给的钞票付之一炬。
这个发生在咖啡馆的故事，虽然有些老套，但已经有了些妇女解放的意味了。
在上海，咖啡馆成为了一股文化热潮
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及虹口（日租界）这两个地区。在法租界的霞飞路、静安寺路还有陕西北路上，大多数都是法式咖啡店，也有些是俄国人经营的，它们规模大，档次高，吸引的是来自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
至于虹口区的咖啡馆，遍布在北四川路，大多由知识分子经营，就要朴素一些，消费也更便宜，吸引的是那些文艺界人士。
1928年，《申报》刊登了一篇短文，署名“慎之”的作者向读者介绍了位于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家名为“上海咖啡”的咖啡店。作者在店内遇到了许多文艺界名人，当中包括鲁迅、郁达夫、龚冰卢、孟超和叶灵凤；他们在店内不是高谈各自的主张，就是默默沉思。慎之沉醉于这种气氛里，并认定这里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乐园”。
不过，这篇介绍咖啡馆的短文，却引发了一场论战。郁达夫发表了《革命广告》，否认他与“上海咖啡”有任何关系，并抨击当代知识分子对“革命”这个概念的盲目迷恋。
鲁迅也很快加入进来，在《革命的咖啡馆》一文中，他表示自己从没有到过这类咖啡店。他反感的是，咖啡馆里那些只知空谈的“文豪”和“年青貌美、齿白唇红”的女招待，他根本不愿意在革命的咖啡馆里做“装点”。
不过，反对归反对，咖啡馆还是要去的。对于左翼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国民政府较少留意日租界里开设的咖啡馆，这里实在是个聚会的好场所。在《革命的咖啡馆》成文后一年，鲁迅还是去了离他当时上海的住所很近的公啡咖啡馆。
公啡坐落于当时上海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内山书店的对面。1930年2月16日“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左联”。鲁迅多次主持了“左联”的筹备会。所以他也成为了公啡的常客。但他从不喝咖啡，通常都自备中国茶。
鲁迅对咖啡的看法，基本是负面的。他常常说：“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认为，喝茶是为了消除疲劳，能更好地工作。而咖啡，完完全全是享乐，把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高谈阔论上。
但正是因为有咖啡馆这个共同空间，文化热潮才得以萌发。1928年，《申报》出现了一个新专栏“咖啡座”，当时的编辑就明确表示，这个专栏就如现实中的咖啡座，人们可以在里头自由地就任何议题交换意见。
事实上，对鲁迅而言，咖啡馆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场所。当时的文学青年要见到鲁迅，必经路线就包括了公啡。
1934年，萧军、萧红带着小说手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先到内山书店见鲁迅，再由鲁迅带去公啡聊天。周扬的夫人也回忆说，她当时曾让周扬在公啡等着，自己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然后3人再一起在公啡二楼的小包房里长谈。
速溶咖啡，当年也是格调的象征
建国后，咖啡连同咖啡馆，又慢慢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了。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在上海，商业部门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少量店面供应咖啡和简单西餐，所在地段大多是过去的租界，毕竟那里的居民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
位于南京东路的中央商场也有咖啡喝。有上海人回忆说，当时中央商场喝咖啡，坐的是八仙桌、长板凳，墙上贴着革命标语。咖啡是用烧水的铝壶煮的，倒在玻璃杯里，加一小勺白砂糖，用毛竹筷子搅拌，一杯一角一分。
另外还有面包吐司，不过比较贵。来喝咖啡的人，都是些老年人，一杯咖啡泡半天。更多的人是到边上排队买鲜肉大包，吃油墩子。
1998年，北京东城，咖啡厅内的青年女子
在北京，西单商场的货架上也摆着3、4元一罐的上海咖啡。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这实在是天价。一些涉外酒店也有自己的咖啡厅，但那是需要外汇券付账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从电视里又一次认识了咖啡。“味道好极了！”这句雀巢咖啡的广告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是记忆犹新。这个广告的魅力在于，对于没喝过咖啡的人来说，加入奶精伴侣调和的速溶咖啡，是又香又甜的饮品。而对于喝过咖啡的人来说，他们绝大多数并不习惯咖啡的苦味，所以也就乐于接受咖啡变得如此香甜。
雀巢速溶咖啡的成功，让其变成了一个“逼格”的象征。那时候，装着“雀巢”的玻璃瓶子，即便是喝空了，也常被放在玻璃柜子里当摆设，或者要被拿到办公室当喝水的杯子。
但这也让大多数中国人对咖啡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咖啡就是“雀巢”，咖啡就是“苦”的，咖啡就应该和“伴侣”混合。所以1999年星巴克进入中国，当很多人喝到了第一杯星巴克咖啡时，第一反应就是，咖啡竟然也可以有这么多种花样的喝法。
（作者：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