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假货素来困扰电商平台。对于大部分平台而言，虽出台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审核制度、发布打假报告等，假货问题却还是源源不断。曾经看过有人解释为何电商平台上的假货如此之多——电商相较于实体店的最大竞争优势在价格。假货的最大优势也在价格，这一点决定了电商和假货的天然同盟关系。
这种理论实际上只能说是歪理邪说。某种意义上来看，电商平台是假货的最大受害者。因为电商平台因为假货的侵蚀需要耗费巨额人力、物力、财力成本进行监管，最终却因为监管方的问题，假货依然防不胜防。
2月27日，国内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发声呼吁称加重刑罚治理假货，希望“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假货治理的死循环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2010年的时候，酒驾入刑曾经引发过争议。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法律的确给社会治理带来了积极作用。这次“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的呼吁其实和酒驾入刑几乎都是一个出发点——把道德和社会无法完全制约的问题交给法律来从根本解决。
从数据来看，国内对假货的监管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线下假货不除，不断毒害社会，以至于假货甚至正在扩散至国外。
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披露了一组数据称，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
作为美国最大的线上零售商，亚马逊在打假问题上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从2014年开始，亚马逊允许中国制造商直接在亚马逊平台上销售产品。第三方卖家如今已占亚马逊电商总销售额的40%。接下来发生的事并不令人惊讶：美国全国商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4年间，被美国、欧盟和日本执法机构没收的仿冒商品，72%来自中国。
虽然说，美国的ebay同样也有很多假货，针对个人的电商监管是困难的，涉及监管数量级，和违规成本等等等。但有个问题非常有意思。2015年阿里提供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用户对于假货的痛恨往往会归咎于平台方监管不严，但对于平台而言，治理假货多数时候无法斩草除根，只能做到取缔门店。再加上监管部门的松懈，假货问题很容易陷入这样一个死循环——制假厂商A把自家假货放在B电商平台上销售，被B取缔后又进入C电商平台上销售。
如果说的更极端一些，即使是所有电商平台都取缔了制假厂商A的假货，最终这些假货还是在线下各个门店销售。这样下来，假货的根源一直没有解决，但假货本身却一直在线下存在，无人监管。也就是说，目前来看，线下监管问题实际上是假货的核心。
为何说治理假货要靠“严刑峻法”
线下监管还是要靠法律。我们所说的“严刑峻法”其实也就是通过规则层面的约束，让假货被规则真正约束住。
在发达国家，诚信系统相当健全，法律也非常严格的（其实国内法律也相当严格），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执行率很高，全民监督。
比如在美国，为打击假冒、盗版与知识产权犯罪，美国制定了严苛的法律，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均属有罪，发现任何侵犯商标权的行为都可以向联邦或州法院起诉，一旦确定假冒责任者，即责令其向被侵权企业赔偿3倍于其蒙受经济损失的罚款，并承担律师费。
（美国和欧盟对于电商平台的责任界定）
美国《商标保护法》规定，故意从事商品与服务制假售假活动，将被处以最高10年入狱的刑事处罚与或最高每人200万美元与集体500万美元的罚款，重犯者将被处以最高10年入狱的刑事处罚和或个人5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制定的假冒罚款额度，可以将制假售假者一直罚到破产，而且不会在于你是大公司还是小企业，越大处罚得越严重。
在打假时候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保障打假才会有底气，对于制假、售假者才会更有威慑力。比如美国的刑法规定，从事假冒伪劣的批发交易行为是犯罪行为，初犯者要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而重犯就要面临20年以上的监禁，还要罚款500万美元,；而对于制假、售假的企业，罚款金额更高达1500万元。
在日本同样如此，而且日本诚信系统对比起欧美国家，更为严格。首先是来自政府的惩罚，也包括来自独立的司法的惩处，更多的是来自自由媒体的曝光，一旦有人制假贩假，被媒体曝光，诚信记录上便存在污点。在日本一旦存在诚信污点便名誉扫地，再开办企业是绝无可能的，甚至去找工作就会有所阻碍。
对比国内法律来看会出现一个很微妙的问题——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诞生。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这样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最近的案例就是2月27日山东某山泉水公司因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项目不合格，历城监管部门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96元并处以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虽然这不能算是假货，但也足以见得，法律惩处有时候还是力度不足。
如果再打一个更详细的比方就更清楚了。要知道，1993年是一个1毛钱还能够买一根冰棍。不过，至今已经24年过去了，法律的罚款标准依旧没有根据时代的步伐进行调整。对于制假、售假的不法分子而言，造假成本客观上正在降低。而且即使仅仅只是提高罚款标准的话，依然不足以震慑造假者——如果利润够高，罚款依旧可以承担，为何不造假？
写在最后
制假之后即使被查，部分怀有侥幸心理的不法分子依然还会因为利益驱动选择铤而走险。反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假货治理的强度来看，都比国内要相对更为严格。在国外制假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在社会寸步难行。让制假者寸步难行，这可能才是法律真正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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