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里面我们探讨了第一个一千年东西方的进展。今天这篇文章将介绍唐之后的中国，和十字军东征之后的西方。
一、封建经济的巅峰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经唐之后，宋朝为最，要不是因为宋朝不是一个“天下”的国家，那么宋朝可以称为是中国封建时代发展的巅峰。
宋朝的主要赋税收入，并不是传统的农业赋税，而是经过经济贸易收取的工商税。
在宋朝时期，中国的主要城市都慢慢转变成商业城市，此时经济已经由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古（相对于远古时代）自然经济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的商业经济。
尤其是在沿海方面，各种船舶载货量比起陆运更加划算，商品运量大，利润高，使得自宋朝之后，中国南方一直比之北方要更为富庶。
在政府方面，进士及第的文人逐渐进入政府，一步步取代世家大族，而宋代，也是文官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朝。（这也是宋朝武力孱弱的一个原因，世家大族的力量被削弱太惨，甚至灭亡）
从北宋发展起来的道学延伸到了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构建了理学的系统。这一思想体系以儒家伦理为主，以绝对的“理”作为基础。“理”，乃是永恒而超越的秩序。宋代的道学和理学，建构的基石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称“四书”。这个以“理”为基础的秩序，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架构。儒家理想主要的要求是保持伦理的实践，这样才能维持良好的秩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往往是保守的，已经完成的结构不容许改变；人必须活在结构之内，而不是改变结构。
元朝之后，仁宗重开科举，元代科举以“四书”为儒学根本，以朱熹的批注为标准的解释。于是，朱学成为官家认可的正统。因功名利禄所寄，朱学之外的各种儒学遂无立足之地，这一以结构统摄个人的思想方式成为官方支持的理论，中国的儒学思想系统就此僵固。
朱子学的普及，也使中国的社会结构经由学术与政治，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停留不变。程（程颢、程颐）朱体系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统治者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控制工具。因此，明太祖驱逐元朝统治者，建立明帝国之后，不仅延续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删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保证君臣上下的相对地位。帝国的威权就此与儒家稳定的结构密切结合。
二、从士子变成奴仆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也是分兵占领，分兵驻防。他们没有真正的税收制度，在需要物资或粮食的时候，便派出军队，四处搜刮。中国正史《元史》等汉人士大夫编著的典章制度，多是汉人学者一厢情愿地盼望元王朝能够做到之处。
整体说来，元朝时期的中国，“汉人”和“蛮子”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如上一节所说，象征性的科举，分为左、右两榜，汉人和蛮子的一榜，取录人数远比国人和色目那一榜少。录取后被授予的官职，也比国人、色目低下，大多只是“教谕”之类的闲职。
占领中国时的蒙古，乃是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帝国，而继承元朝的明代，以中国农民为主力的革命，从蒙古手上夺回了中国。明代革命，本是以明教信仰团结起来的抗元活动。在朱元璋将要建国时，才得到儒家学者的支持。
前文我们提到过，直到宋朝，进士集团才逐渐取代了世家门阀，宋朝以前的朝代更迭，都是世家大族之间的更替。这些世家大族因为其源远流长的传承，自有他们的文化道德标准，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出身草莽之人，明朝出现了与之其他朝代迥然不同的情况。
然而朱元璋建立的皇权，表面看上去与之前汉人建立的皇权几近类似，但是实质上却有非常大的区别。现在人都知道，朱元璋是屠杀功臣最为疯狂的一个开国皇帝，而且朱元璋死后，靖难之役又是一轮排除异己的清洗行动。在朱棣继位的永乐，不过开国三朝（其中还有一代短命朝），真正有威望可以跟皇权抗衡的文武老臣以及他们的家族近乎死伤殆尽。此时皇权全无约束，这使得，明代皇帝的绝对专制，超过了汉代以后的任何王朝。
而且明代官吏体系，朱元璋废除宰相，皇帝直接管理政务，谏官、言官几乎不能按照法定的职权约束皇权。明代的“庭杖”，常常当廷活活打死批评政权的大臣。在这种暴力皇权下，文官制度根本没有能力去平衡皇权。
加上明代的太监，权力出自内廷，却可以干预政府的政务，拥有极大的权力。宦官监军制度，使其得以随时干预备政府单位的一切军务政事。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东厂，随时可以逮捕、拘禁、处死官吏与百姓。明代这个政权可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专横暴力。
明代的专制政权，不鼓励任何向权威挑战的思想。朱元璋恢复科举制度时，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其中，《孟子》还必须删节，去除他认为对君主大不敬的章节。“四书”的解释又只许遵循朱熹的注解。这种桎梏思想的做法，造成了明代读书人思想范围的狭窄和偏颇，他们正如《儒林外史》中形容的读书人那样，只会按照固定的题目做没有原创性的文章。他们对“四书”的内容甚至并不了解，但只要能背诵模范文，就可以应付考试。
之后清军入关，明朝覆灭。然而，清朝不仅延续了明朝的专制独裁、封闭保守，还更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以被征服者为奴，不容许任何挑战现实的想法。
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政府官员并不是皇帝的私人奴仆。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仅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虽然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现在的电影电视太不尊重历史了，清一色的三跪九拜高呼万岁，这其实是清朝的套路）——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
至于清朝的文化传承——清朝不仅仅接纳了明朝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只考“四书”，而去“四书”的解释以朱熹注为主体。年年考试选上的都只是会写“时文”的书生，对于政务并没有真正的体会。清政府一开始就对中国儒生的批判时政十分戒备，他们一方面罗致人才，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大搞文字狱，整压汉人的民族主义。
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演变，到了明清之际，长期的传统已经衰败，再生的生机也被扼杀。清朝一代，虽然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只是消耗了几千年的文化，没有给予其重生的机会，更没有具备继长增高的资源和环境。中国文化的毁灭，可说就在“明社既屋”之时（明朝建国的时候就被推翻了）。言念及此，为之扼腕。
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仅唐宋时期对商业发展未设阻挠，其余历朝历代，无不重农轻商，资本主义在中国，在元朝灭亡宋之后，就失去了最佳时机。而明朝僵化的统治，更是葬送了最后的一线机会。至于清朝？不提也罢。
三、欧洲中世纪的覆灭
欧洲黑暗混乱的年代一直持续到十四五世纪，将“主的荣光彻底散步在欧洲之上”的教廷拥有了比之世俗皇权更大的权力，权力滋生的腐败和伤风败俗之事处处可见。从上到下，这个号称神圣的权力集团，实际上已经不能满足教众的精神需求。群众对教会的不满，长期累积，逐渐形成一股反抗心态。
而教廷随后根式大肆兜售“赎罪券”——教宗号称持有赦免教徒罪孽的权力，如果向教会交纳奉献，就可以让教皇赦免其罪行，从而在死后不至沦入地狱，甚至可以进入天堂。
然而这种论调跟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教廷之中有些人就认为，根据《圣经》的原意，认为教皇并没有赦免人罪恶的权力，只有信徒自己因为信仰而得救。人能够得到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人承受了背弃上帝的原罪。
而且在这个时候印刷术传入欧洲，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之下，《圣经》被翻译成英文大肆传播，这时教廷的《圣经》不再是所有人心中神秘之事，而是人人都可以自行了解的信仰。
世俗的君主，本来对屈服于教权就未必心甘情愿，在教廷内部混乱的时候，这些世俗的君主怎有不趁火打劫之理？
于是这些君主对于各地主教对于教廷的抗议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各种新生的，不同的教义得以在欧洲大陆上林立。甚至还有英国亨利八世直接支持主教从罗马教廷独立出来，称之为英国国教。
这些新生的教义后世统称为新教，加上各国君主的推波助澜，欧洲大陆的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天主教的国家和新教的国家。
罗马教廷不堪忍受，教会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号召各国君主对“异教徒”进行武力镇压。这一系列镇压与反抗，长达三十年之久，欧洲各国都卷入战争之中。
这场战争表面上是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各国君主和其民族为了建立主权而进行的针对教权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战争之中，步兵战术取代了骑兵的冲锋陷阵，火药带来的炸药摧毁了城堡，这两项事物，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根本。
此战之后，罗马教廷不得不承认新教的实力足矣和自己分庭抗礼，神圣罗马帝国承认了新教国家的独立地位。此时，欧洲的政权终于从教廷的神权之下独立出来。
随后的文艺复兴，更是让欧洲的思想形态可谓是脱胎换骨，从僵化呆板的宗教专权和粗糙的封建制度，到思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经过挣扎，摆脱旧日的包袱，创造了后世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契机。
四、大航海时代
欧洲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自古就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然而在蒙古大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干翻了欧洲列国的海军，将地中海中部和红海、波斯湾都收入囊中。但是奥斯曼帝国征收巨额的过路费，甚至还直接没收船只货物，中西贸易在此时近乎完全中断，这让那些靠贸易吃饭的商业城市，日益艰难。
他们无路可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之前欧洲这些商业城市的船只到东方，只需要沿着陆地的边缘即可，但是现在此路不通，依靠欧洲大陆上君主和领主的支持，水手们开始开辟新的航道。
随后，好望角的航道被打开，麦哲伦绕过大西洋南段开辟了太平洋的航道。新航道的打开，伴随的则是巨大的领土收益，欧洲人开始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以获取财富。
而哥布伦向西出发发现的美洲大陆，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直接获得了一批巨大的财富，进而利用这些财富发展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然后发展为近代的帝国主义。
假如没有这一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财富，单单靠旧大陆稳定的经济状态，就不可能累积这么大的能量，造成影响如此久远的巨大转变。西方学者们讨论西方的经济史和现代发展，很少愿意强调这一点：大批从美洲掠夺来的资金对欧洲发展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还历史一个公道：这一篮从天上“掉”下来的黄金，在世界历史上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转变，也造成了白人统治世界的近代史。
五、飞跃的三百年
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进入了飞跃。前面两个世纪，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的开始，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经过宗教革命，欧洲的政治制度摆脱了天主教会神权的约束。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瓦解，许多新的国家出现，而且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体制。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这些族群纷纷从语言、考古、传说、神话和档案之中，寻找自己的过去，重建自己的历史，欧洲列国制度正式确定。
在经济方面，新航道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已如上章所说，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17世纪以来，欧洲列强抢着攫夺世界各处的资源。世界各处的资源，转化为欧洲日常生活的资料，也成为新的财富来源。
消费力量和新兴商品的需求互为因果，将殖民地的生产能力和国际贸易结合为一。印度洋上、非洲沿岸、太平洋各岛屿和美洲各处，欧洲的资本投入当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生产那些欧洲需要的消费品，又经过欧洲商人的船运，将这些本来价值不高的商品运到欧洲，以高价出售。这一进一出，就使欧洲列强的工商业都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欧洲启蒙时代，许多学者开拓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同时，也有许多技工借用新知识，发明了工业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历史上，总以为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与他同时，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模式的蒸汽机，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有了蒸汽机，不必使用马匹拉动，一台车头就可以成为在矿场、农庄以及运送商品各个方面最方便而廉价的工具。热动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人力与畜力为主的动力。
这些新的工业资源本身，既代表了无穷的财富，也代表了国家之间努力争夺的项目。工业革命正是上述重商主义的“姊妹”。在工业本身成为新的社会动力之后，工业生产品因为生产的量多又价廉，市场、原料和能源无不成为工业国家掠取重大利润的工具。相对而言，无论是欧洲本身的作坊工业，还是世界各处的农舍生产业，都无法继续存在于工业化以后的资本主义下。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掠夺力量，使欧洲的霸权处处横行，无人能撄其锋芒。
在欧洲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战争的武器随着机器的发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火力越来越强大的枪炮代替了冷兵器，机动的战车和坦克车代替了马队。海上战舰的吨位、速度和火力，都与日俱增。战争不再是个别战士之间的决斗，而是依靠大量资源和组织一决胜负。到了20世纪，飞机不仅作为交通工具，也是空中作战的武器，战争更是成为立体的斗争，前方和后方也不再有明确的界线。
17世纪以后，三百年来人类自相残杀的能力，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国家作为集体终极组织，以及各种工具的发展同步进行。
末、完结
四篇文章，我们差不多可以明白，在宋朝之前，伟大的中华帝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力量。
盛极而衰，否极泰来。
领先发展的东方文明，在明清两代的僵化统治之下一落千丈，颟顸（man han，都是第一声，糊涂而又马虎的意思）五百年，时时在灾难之中，几乎无法自拔。
皇权希望稳定，却不知道稳定的另一面就是僵化。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对内对外都因为僵化而不能作出适当的调节，这样的政权终究会陷入困境，成为不能撑持的腐朽结构。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后现代文明，正在逐渐呈现，在这贞下启元的阶段，东亚这批中国文化的子孙何以自存？何以作更好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警告：视野不能狭窄和短促，结构和思想不能僵化，在面对未来时，不要自限脚步，自设藩篱。来日多难，也多机缘，如何自求多福，全在我们自己的选择。
下期预告
卢梭——《社会契约论》
引用看到的一段话——
卢梭在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这本著作也许是第一次甚至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清晰的描绘了人类社会应有的完美图景。它不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不是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当然更不会是被中国特色化了的社会主义。
它甚至简单到只有寥寥100多页的篇幅，论述的也无非是以下几个核心概念：公民、主权者、执政者（政府）、法律和立法者。也正是这五点，便构成了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全部。
遗憾的是，人类社会可以有的最美好的图景早已被如此详尽的描绘出来，可是我们从来而且以后也大概没有那般的幸运亲眼看见这样一副图景的存在。
你的阅读时间就是最好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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