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文章里面我们聊了下中国在百家争鸣之前的时代，和西方的希腊文明。
其实按照道理来说，百家争鸣和希腊文明应该是同一时期，然而西方在希腊文明之前的史料太多缺失，可能根本就是一些臆想出来的片段，所以在昨天的文章里面，对比东方夏商周在西方引用的则是希腊文明。
一、百家
在读到这本书的百家争鸣部分之时，这一段话很有意思：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出的实力和掌握的资源已成为决胜的条件，西周封建制度原本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
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将依据理性道德而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他们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这段话不禁想到了当代的“自媒体”，互联网革命给我们的生活制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方式，谁也不能预测明天会是如何。这个时候，会不会是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时代？
题外话扯远了，我们回到百家争鸣这一历史之上。
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称。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来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个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如果用现代哲学的八分类来理解，那么儒家的思想，主要则是集中在“道德哲学”这一范畴之中。（还记得十三期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儒家的重点在于“为人处事”这四个字之上，并且以此创造一个理想世界。儒家众人四处奔走游说，就是这种梦想的行动。
后儒将儒家的这一思想遂总结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的，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以及人对天的“尚同”。这一条本来是出自好意，最后却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最高权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贤者“尚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墨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杀了个人的自主和个性。
在儒门之中，孔门主旨：无论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看重“善”，在四科之中，最主要的是“德行”和“政事”，就是这一善的具象。
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这一论调开始了儒家的二元化。
荀子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之中，针对“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这里的意思是人为的努力，伪不是伪装的意思）。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收到种种诱惑就可以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而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
在荀子这种思路之下，衍生出另一派，也就是“法家”。法家主要两个人，一个是韩非子，另一个则是李斯。
韩非子完成的是法家的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而李斯则是通过秦统一六国验证法家思想在治国方面的优越之处，并且让儒家四科之中的“政事”成为几千年封建制度文官体系的主要理论基础。
对于老庄的道家思想，原书之中并未多说，并且你的文具盒感觉这部分陈述不尽可信，仅仅贴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二：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的自然条件，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线；南方容易维生，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我们都知道，秦统一六国建立一个大统一的帝国之后，三朝而亡（子婴算一朝），随之就是汉朝。在这一部分，汉朝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提——董仲舒。
董仲舒是一个将儒家文化发扬光大的关键人物。他将儒家关心的项目，比如说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关系等，统统用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称之为“感应论”。
董仲舒建构的儒家系统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考。他的学说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投身“治国”，向往“平天下”。
汉代的儒家，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法家实务的范畴之内。汉朝所谓的“外儒内法”，即外面以儒家为装饰，内部则以法家为其专制的内容。在社会层面，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产生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机制。这种自我完善又能够不断地平衡社会精英群，整体而言，才有足够的力量以抗衡皇权。两者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衡。儒家如此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二、西方思想文化的形成
西方思想传统的来源相当复杂，至少应当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和犹太三个不同的来源，每一个地方性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思想形态，然后才综合为后世西方的传统。整合成型的时间当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主流之后。相对于西方传统中复杂的综合传统，中国则是自西周起就开始整合，春秋战国之后，大致已经整合完成。两相对比，中国的发展过程比较简单，也比较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对于多种源头，也有其调适的过程，构成了后世“犹太教一基督教”为主流的西方思想形态。
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被当时还是马其顿王子的亚历山大打的一塌糊涂，为此还诞生一个专门的军事名词“马其顿方阵”。
随后亚历山大崛起，亚历山大帝国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大帝国。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
统一之后的亚历山大因为某些原因（上篇之中说过，欧洲是一个征服民族统治土著民族的状况），亚历山大并没有干跟同期的秦始皇类似的事儿（焚书坑儒、统一语言、度量衡），这个也是近代欧洲列国林立的一个原因。
希腊哲学随着亚历山大的铁骑在欧亚大陆上处处传播，但是随着亚历山大的死亡，罗马取代了亚历山大帝国成为了新的霸主。
这个时候，犹太教也出现了内部的变化。
罗马帝国极盛的时代，耶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基督教的教义，经过耶稣、彼得和保罗三代的累积和发展，不再将上帝的选民限于以色列人，认为选民是神所拣选的，是尊重上帝的拣选而信仰上帝的信众。于是，犹太教从族群宗教的形态转变成为普世信仰，凡是信仰神的人都是神的选民。
关于基督教具体的部分，将会是明天带来的内容，今天这里先不谈那些，不过，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用来传播的一个幌子——早期的基督教神父是用哲学来论证教义的。这一段哲学称之为“教父哲学”。
上节我们讲到，中国人的关怀是为了安排人间的安宁和相应的社会秩序，以求取人类的福祉。中国人寻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伦理学的范畴。希腊苏格拉底以下的学问传统，则是在寻找知识以及建立求知的方法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徒代表的希腊文化，发展了这种思想形态，成为西方思考的主流。
我们对比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可见，中国文化关注的是人间的次序、人生在世的意义；西方关注的是超越自然和人心的理性。中国思想的二元观，甚至多元并存的观念，都会综合变成辩证式的演化，成为光谱上的延续；西方的二元对立则是两元分化的永远对抗，其间缺少折中的余地。
中、西思维方式明显分野：中国文化关心人在人间和宇宙的秩序，欧洲文化关心自然；中国的心态是追求和谐于宇宙之中，欧洲的心态则是从对抗中求得胜利。从古至今，中西文化有过不少纠缠和交流，这些基本的差异却不断涌现。面对变化时，这些差异影响了各自响应变化的方式；两者交流时，这些差异也常常决定了难以避免的误解。可是，地球只有一个，东与西，终究不能不在共存中彼此影响，彼此学习。现代的世界，终究不可分割，双方终究还是必须从共存中一起发展出融合双方特色的人类共同的文明。
末、小结
原本今天是准备直接将封建时代的东西方差异概览出来，但这显然是低估了“百家”的篇幅。
所以干脆缩减一番，顺便照顾绝大多数人懒得看长篇的习惯，只是论述一番百家的文化演变，跟同期西方希腊文明的对比——
东方侧重于人间的次序、人生在世的意义，而西方则多在于一些形而上学的概念。诸如“世界的形成，身体与灵魂”这些。
在起源的差异化之后，就是双方的演变差异了。西方文化现在为何能成为主流，很有可能只是恰逢其会。
在《人类简史》里面，是这个解释“人们越过大海，承认了自己的无知”。而同期东方在干嘛？
下一篇：封建社会和中世纪的文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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