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知识里面，经济学家提出“理性人”的概念。可以这么说，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主要基石之一。
而何所谓理性人？——人们的抉择永远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实际上，心理学家的研究却发现人们的行为并非如此。在《稀缺》的概览之中我们曾经简略的提到过这一点（原书之中也只是简略提及了这些），不过当时是因为余闲这些那本书里面出现的概念。
今天我们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诠释“经济学帝国主义”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一统江湖、千秋万代。——因为现实里面的人们，往往很多行为并不符合严格的经济学理性人模型。
凭借你的直觉选择：
A、50%概率赢得100元，50%一无所获；
B、给你46元。
心理学家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选项都是B，而只要懂一点数学知识，都明白理性人的选择应该是A。
一、效用
人们的各种选择并非是基于金钱价值，而是基于各种结果的心理价值，即它们的效用。（1738年，瑞士，丹尼尔·伯努利）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呈现伯努利所说的心理价值：
这里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A、50%概率获得100万，50%概率获得700万；
B、100%概率获得400万。
A 选项的效用值：（10+84）/2=47
B选项的效用值：60。
按照效用值的理论，人们会选择B；按照期望值的理论，人们选择A、B无所谓。事实上？
不过这个效用值启发了另一个事儿，就是保险。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1000万损失100万是损失了4个效用值，而从300万损失100万则是损失了18个效用值。效用值的巨大差异化让穷人愿意支付一定的金额将风险转嫁给富人。（保险的论述部分之后还会有，不仅仅是这一点）
不过这个效用值的理论也有它的弊病——
杰克和吉尔每个人都有500万的财富，但是从前杰克有100万，而吉尔有900万，按照效用值理论，他们应该是一样高兴的（因为财富效用值相等），但是实际上？
且看下面这样一种选择：
A、肯定得到900，或者有90%概率得到1000；
B、肯定损失900，或者有90%概率损失1000。
二、前景理论
在问题A之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前者的价值肯定比后者的心理价值要高，这个风险规避的问题，不会让伯努利感到惊讶。
但是在问题B之中，你倾向于选择什么？在这个实验之中绝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后者。
这时候呈现出跟收益局面完全相反的情况，在没有理想的选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碰一碰运气。
也就是说，同样面对着风险，人们在收益和损失状态之下的选择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对立。——收益状态下人们偏好确定性，而损失状态下人们偏向于搏一搏。
再来看另一个小游戏：
用抛硬币来打赌，如果是正面，你会赢得150美元；如果是背面，你将输掉100美元。
这个赌局吸引人吗？你想参加吗？
在作者的调查之中，如果这个赌局只玩一把，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参加。尽管我们的数学知识告诉我们，这个赌局里面我们的期望值是25美元。——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愿意参加。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损失100美元的痛苦比起得到150美元的快感要更加强烈。
也就是俗称的损失厌恶。
有几个实验曾对“损失厌恶系数”作出估计，这个系数通常在1.5-2.5之间，也就是损失100美元的痛苦，几乎等同于得到150~250美元。
这种心理模式，使得人们往往更加厌恶损失，从而会对可能的损失进行预期的规避。（这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结论去解释为什么你更愿意获得确定的46，而不是得到50%可能性的100）
附带文中前景理论和损失厌恶的部分：
三、决策权重
在以下四种情况之中，得到100美元的可能性都提高了5%，但是这个5%的概率提升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A、从零提高到5%；
B、从5%提高到10%；
C、从60%提高到65%；
D、从95%提高到100%。
按照数学期望值来计算，每一种提升都让你收益的期望值增加了5美元，但是你的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上面四个选项之中，AD的诱惑力要比之BC选项的诱惑力大得多。
A选项之中从0到5%的提升表明了“可能性效应”，这一效应会使我们高估那些可能性极低的结果的发生频率——典型就是买彩票。
D选项之中从95%到100%的提升是另一种实质性改变，称之为“确定性效应”。那些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的结果受到的重视程度要小于其理应受到的重视程度。（这一确定性效应也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这里还有一个阿莱斯悖论：
A、61%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63%概率赢得50万美元；
B、98%的概率赢得52万美元或者100%概率赢得50万美元。
当时参与这个游戏的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如果按照经济学家一贯标榜的理性人模型，那么选项应该与你看到的这两个选择截然相反。
然而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几乎都在A里面都选择了前者，在B里面都选择了后者，而这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经济学上面的理性人期望值这些概念。
作者根据研究提出了这么一个决策权重的表格：
在可能性变化范围的两段，确定性效应和可能性效应的双重作用不可避免的会伴随着对中间概率不够敏感的情形出现。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5%到95%之间的可能性和范围更小的决策权重（从13.2到79.3）之间密切相关，约占理性期望的2/3。
说白了，我们对于5%到95%之间的概率变化，并没有那么敏感。尤其是在20%到80%这一段区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阿莱斯悖论里面经济学家都会选择跟理性人相违背的选项）
四、偏好的“四重模式”
回到我们在上一期之中对于《思考，快与慢》的简介之中，当时提到了一个网友说到捞瓶子的事情。
我们对于较低概率的事情有一种无意识的迷恋，在决策权重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四重模式，这个四重模式是前景理论之下的一个研究成果。
这个四重模式，几乎囊括了我们在做决定时的抉择偏好，前面所说的极低的约炮成功率，偏偏因为其可能性，让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试一试。
彩票中奖的极低概率事件，也让我们总是会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实际上忽略了整个概率的基数。
在第二篇《思考快与慢》的概览文章里面我们就偏见进行过一番详细的介绍，分母忽视和小概率事件让人们对罕见事情总会有一种过度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下意识的，系统一的行为，实质上却是蠢的“妙不可言”。
从长远上来看，期望值的系统偏差的代价还是很高的——这个原则适用于风险规避和冒险之举。一贯看重不大可能出现的结果，这也是直觉性决策制定的一个特征，最终会导致不好的结果出现。
比如说这里有两个决策：
决策一：
A、肯定能赚到240美元；
B、有25%概率得到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决策二：
C、肯定会损失750美元；
D、有75%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25%的概率没有损失。
五、宽框架和窄框架
在上面的两个决策之中，根据前面那些提出来的理论，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AD。
在作者举办的实验之中，只有3%的人选择了BC。
现在，我们将两个选项综合一番：
A+D：有75%的概率损失760，25%的概率获得240；
B+C：有75%的概率损失750，25%的概率获得250。
这个时候，想必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选择哪一项。
显然是B+C，因为B+C是一个“绝对优势策略”。
那，为什么拆分成两个决策判断题之后我们选择的偏偏却是A+D？
这个选择题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我们理性的每一次抉择，仿佛都是我们选择的最优解，但是如果将所有的抉择选项叠加起来，我们多数情况下会发现，所有“最优解”加起来往往不是最优解。
关于这个作者称之为“宽框架”和“窄框架”。
宽框架就是将所有的选项一起整合起来思考，比如说上面两个决策里面，宽框架就是直接将四个选项两两组合之后做出选择；
窄框架就是遇一解一，碰上哪个选择题，就回答哪个选择题。
我们有限的大脑很难达到逻辑一致性的理想状态，因为我们易受眼见即为事实的影响，不愿意动脑筋。另外，即使有人告诉我们应该综合考虑问题，我们自己还是倾向于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立刻做出决策。我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经历去增强偏好的一致性，我们的偏好也不会自动变得一致，它们处于理性代理模式（我们的抉择并不是按照理论上的最优解选择的，而是基于理性的基本原则/原理做出的逻辑选择）。
在前文之中有一个赌局：50%概率赢得100和50%概率输掉150。
窄框架下，这个游戏必然不会参与；但是在宽框架之下，这个游戏多次重复的时候显然是应当参与的。
假设这个游戏重复100次，窄框架会给出100次拒绝的答案——因为每一次只针对于一次来回答，损失厌恶之下确实会拒绝；
宽框架之下我们很直观就可以知道——这把必须赌。
最后还有一个议题：
某赌局有10%的概率赢得95美元，90%的概率输掉5美元。
这个赌局，改头换面之后就是这样的说法：
10%概率赢得100美元，90%概率什么都得不到——你愿意花5美元玩一把？（当然，具体彩票的概率并没有这么高，这里只是呈现一种表述）
末、结语
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人，而是根据各种心理价值做出抉择和策略。
这句话并不是赞美，其实是一种讽刺。
经济学家的模型里面，把我们这些普通人想的太过于聪明了，绝大多数人在生活里面根本没办法如同一个理性人一般精准的思考和做出决策，我们往往会为了一点点渺茫的概率无意义的搏一把；为了规避一点点可能的风险付出更大的代价。
要不是如此，怎么会出现《影响力》概览里面提出的“愚不可及的保持前后一致”？——“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现实里面的选择，往往并不是理论上的最优解。而且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有从眼前这个问题上跳开，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下，综合全局，“宽框架”才能让我们的选择尽量偏向于理性。
下期预告
《中西文明的对照》
我们成天嚷嚷四大发明，人云亦云泱泱中华，动辄上下五千年——那么历史真的如此？
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从全球大历史的视角，从石器时代开始，以两条主线分别勾勒出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路线图：两者长期以来平行发展，也存在各自发展的“峰与谷”及转折点；最终，中国形成大一统国家，欧洲走向了列国并立，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明清以来中国一落千丈，欧洲人则发现新大陆，开启了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从此以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
作者简介：许倬云（Cho-yun Hsu），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2000年10月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历史学家，是中国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许先生还是台湾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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