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蒋介石下令枪决酆悌。
1944年9月，蒋介石下令枪决张德能。
酆悌，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国民党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曾任侍从室第二组组长、侍从室第六厅厅长，标准的嫡系中央军将领。
张德能，广东开平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二期，曾任第4军第59师师长、第4军副军长、军长，标准的杂牌粤军将领。
一个嫡系将领，一个杂牌将领，之所以殊途同归，都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只因为他俩身上都背着一个遭到魔鬼诅咒的职务：长沙警备司令。
（图）蒋介石
酆悌死得有点冤
抗日战争爆发后，酆悌于1938年1月，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厅厅长调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同年9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在担任长沙警备司令一个月之后，武汉失守。接着日军向南，攻占了湖南的临湘、岳阳，积极准备攻占长沙。
长沙，就此成为抗战前线。
万一长沙失守怎么办？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种最坏的结果。
他的决定是，即使日军能够得到长沙，也将是被我军纵火烧成一片焦土的长沙，烧得一无所有的长沙。
不能说蒋介石这个决定错误。在战争期间，他只能这样。
蒋介石下了这个决心之后，把这个任务交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负责执行。
作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在自己1938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记录自己在这一天下午，是如何与张治中一起，商定纵火焚毁长沙的计划的：
“下午，主席召余与徐与可（即徐权，省保安处长，张治中的保定同学）商谈，准备破坏长沙成一片焦土问题。主席谓奉委座电令，长沙失陷，应焚毁。主席唯恐不彻底，故一再慎选指挥人员及执行者。初余提出之人选及执行者，渠不同意。后彼亲自决定，以警备团徐团长昆为总指挥，以该团长所部士兵组成，三人一组，共百组担任此种任务。余等辞退，即召徐商讨，告其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
对于这一天两人的商谈，张治中也有当天的日记，可以作为对照：
“到下午四时，酆悌、徐权同来，拿出一焚城准备纲要。酆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当时我认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所以改用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且说，须在我军队自汩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对照两人的日记，可知最初制定的焚城计划，尚算严谨、周密：
焚城动手的时间：“我军自汩罗撤退后”。即我军队从汩罗江防线撤退之后，长沙才动手开始焚城。这也是焚城的最后机会，因为汩罗江距离长沙也就六十多公里。以日军的机械化行军速度，此时再不焚城，就只好留一个完整的长沙给鬼子了。
焚城动手的下令：“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也就是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是下焚城之最后决心者。而据焚城副指挥之一许权的回忆，焚城的下令及动手信号共有四项：“一是省政府发出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星阁上挂出火柱信号。”
焚城动手的准备：“其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之所以要放紧急警报，是为了让老百姓出城躲避，以免无辜被焚。
焚城动手的组织：“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以该团长所部士兵组成，三人一组，共百组担任此种任务。”
不可谓不周密了。可还是在第二天凌晨，即11月13日凌晨2：30左右，出了大乱子。
（图）酆悌
大乱子的源头，在于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在当时大兵压境，一夕数惊、人人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这样的起火被执行的士兵们以为是焚城信号，于是在没有确认命令的情况下，就纷纷动手，点燃了全城范围内事先早已浇好的汽油。
于是，长沙全城大火！
火大到什么程度？只举一个例子：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竟然被双双活活煮死！
这场人间惨剧，却不能怪日本鬼子，而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然而，张治中、酆悌此时尚在梦中，他们二人都没有下过这个命令！
酆悌自己，在这天的日记里面，表示“莫名惊诧”：
“不料当晚二时半突然起火，四处大火封街。余得报告，深为骇怪，几不得出，秩序大乱……此即去主席处所（唐公馆），时已四时半。主席尚在睡中，余将情况报告，忽然起火情形，彼此嗟叹而莫名其故。”
可见，大火忽起，张治中、酆悌二人全是蒙在鼓里，不知原因。
这场“文夕大火”，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一起，被称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三大人祸。
“文夕大火”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达10亿元。
“文夕大火”，也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斯大林格勒，那可是打过一场伤亡总数达200万人血腥战役的城市；而广岛和长崎，则是原子弹炸过的城市。由此可见，长沙这场大火的威力。
如此惨剧，全国舆论一片大哗，纷纷谴责湖南当地政府，要求严惩应该为此负责的相关人员。
在这样的氛围下，虽然张治中、酆悌中没有一个人下过命令，但他们二人中必须有一个人出来负责。因为他们推卸不了这其中的领导责任。
史料表明，对于这个责任，张治中的态度，是让，而酆悌的态度，是认。
因为一让一认，所以一生一死。
（图）文夕大火
酆悌在11月14日、15日的日记中均表明了这个态度，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余方寸实痛苦万分，恨不能自杀，以尽良心之自裁耳。”“余决不诿卸责任，准备一死而已。”
11月16日，蒋介石到达长沙，处理大火善后事宜。当日，酆悌被软禁于蒋介石侍从室。
20日，高等军法会审后，判决如下：
死刑3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误信谣言，惊慌躁切，罪无可逭”，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免职留任2人：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市长席楚霖“疏于防范”；撤职查办1人：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摇动人心”；通缉在逃犯2人：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
公平地说，当时身为长沙警备司令的酆悌，一是罪不至死，二是不该他一个人死。
所以，死得有点冤。
张德能死在无能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第4军撤到长沙整训。此时原军长欧震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德能遂于1943年3月接任军长。
因为第4军同时负责长沙市的防务，所以张德能也同时兼任了长沙警备司令一职。
这下，他的霉运来了。
当然，此时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把第4军放到长沙来，初衷还是有照顾的意思的。
第4军，是粤军部队，前身是粤军第1师。这个军，其实也就是北伐时期赫赫有名的、叶挺当时所在的“铁军”。
当然第4军在北伐时期名声虽响，但到了抗战时期，已雄风不再。薛岳薛大将军，也是出身粤军系统，当然希望第4军重新雄起、重振雄风了。自己人当然要照顾自己人啦。
为什么薛岳将第4军调至长沙是照顾自己人呢？因为有第10军的例子在先。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第10军没有打好，弄得军长李玉堂革职留任，成了待罪之身。但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全赖第10军知耻后勇，死守长沙，打下胜利基础。战后，军长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
薛岳调第4军来长沙，打的如意算盘是：在日军第四次攻向长沙时，自己的天炉战法再度显灵，第4军则发挥天炉炉底的关键作用，岂不是和第10军一样，大放异彩，备受赞扬？
薛岳对自己的天炉战法有信心，对第4军也有信心。但是，他漏算了一着，第4军军长张德能，在防守长沙的排兵布阵上，出现了致命失误。
（图）长沙会战
自古兵法有云：“守险不守陴”。意思是说，防守城池不能只守城墙，而应该防守城池周围的险要之处。只有城池周围的险要之处守住了，即使城池的城墙被敌人突破，仍可居高临下反攻，收复城池。
长沙城的周围，恰恰就有这样一个险要之处——岳麓山。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10军的成功经验，就是守住了岳麓山；并且，从岳麓山上架设重炮，居高临下轰击鬼子的攻城部队，从而打得日军溃退的。
张德能却没有汲取这个成功经验。他把手下的三个师，一个师（90师）摆在岳麓山，两个师（59师、102师）放在城内，完全本末倒置，“守陴不守险”。
鬼子呢，却狡猾狡猾的。这一次来打长沙，重点进攻的，就是岳麓山。
这就没有办法了，鬼子是内行，张德能成了外行。外行打内行，还有不败的？
1944年6月16日，日军到达长沙城下，开始总攻。其进攻重点，就是岳麓山。
17日晨，张德能在摸清敌人的主攻方向之后，终于意识到岳麓山的得失对于长沙的重要性，决定从城内抽调102师渡过湘江，前往增援90师。
敌前渡江，本就是大忌。更何况渡江系仓促决定，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船只，仅靠几只小船运送。结果天明之后，渡江部队被日军发现，遭到鬼子机枪扫射，不仅死伤甚众，而且秩序大乱。
这一个师渡江不成，最后居然擅自撤往了衡阳，导致第4军骤减一个整师的兵力。
激战至18日上午，90师防守的岳麓山失守，日军开始居高临下，攻击长沙城区。此时，在长沙城内的59师已毫无斗志，稍作抵抗之后，在张德能的率领下，弃城而去。
仅仅3天，长沙城就丢了！
（图）蒋介石在讲话
不能不说，张德能无能。身为一军之长，居然在地形、布阵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实在是无话可说。
战后追究责任，张德能被抓到重庆，经军法审判后，以“该军长失守长沙，有失戎机”罪名执行枪决。
就这样，长沙警备司令一职，就好象遭到了魔鬼诅咒一样，两任司令均被枪决。
当然了，前后两任长沙警备司令都被枪决，不仅与他们自身确有失误有关，也与蒋介石有关。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曾论及此事，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并说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
蒋介石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绪激动之下，决定犯错部下的命运。
不仅如此，就是在平时，老蒋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声叮嘱部下：“你们赶快的去死！”
这这这，也太不厚道了吧？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文：章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