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大院、工人村、家属院、筒子楼，到单位住房福利的终结并进入以商品化为主的市场，“住”的理念和形式都成了中国人当代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
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一化三改造”的完成，使得生产资料大部分收归国有。忙于集中财力组织生产和应对抗美援朝战争，国家经济建设资金紧张，而农业人口的大量进城造成住房困难，于是中央开始推行经租房政策，动员有房者出租私有房屋。
1958年6月4日，北京市私房改造领导小组开始制定“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各省、直辖市纷纷效仿，很快推广至全国。
按照当时的做法，改造房的面积起点在大城市一般是建筑面积150平方米（约合10间房），中等城市一般是100平方米（约合六七间房），小城市（包括镇）一般是50到100平方米之间（约合3-6间房）。
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如管理、收租、修缮等，并把租金的20%到40%发给经租房的业主。经租房之称由是开始。
1958年底城市私房改造基本结束，1964年7月政府正式宣布：私人租赁性质的住房关系基本不再存在了，1978年我国城镇住房中74.8%为公有住房。这样的做法，在最初的时候，虽然部分满足了城市无房市民的住房需求，但是却背离了经济规律。
由于公房制度长期实行无偿分配和低租金的福利体制，住房的投融资机制被严重扭曲。1952-1978年，中国包括农村住房在内的住房总投资仅占同期基本建设投资的7.5%，仅占GDP的0.7%。
住房投资严重不足导致70年代末全国主要城市都面临住房严重短缺的困境。1978年，城市住宅面积为14亿平方米，和1950年相比，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事实证明，靠政府福利分配，是很难实现“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居住理想的。
大院与工人新村
北京的大院和上海的工人新村，是20世纪50年代的新兴事物。前者是政治中心，后者是经济中心，而其他的大城市也一样拥有大院和工人新村，算是一种居住形式的“混搭”。
1950年，为了保护古都北京的老建筑，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在北京西郊建成新的行政中心。
虽然“梁陈方案”最后被否定了，但军队大院却留在了西郊城外。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通信兵司令部、总后勤部、总参谋部、炮兵司令部等大院，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总医院（即301）等鳞次栉比、依次排开，一直延续到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
高校大院集中在北京的西北面，1950年代初，学院路上自南向北建设了著名的“八大学院”；清华、北大、人大、民族学院则位于跟学院路平行的白石桥路和海淀路上，也都是一圈一大块地。而国家和市属机关的宿舍院，则散布在城外各处。其中三里河地区又是主要的聚集区。
和北京相比，上海就要更费脑筋来解决工人阶层的居住问题。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量连年增长。
这里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其中仅纺织工人就有四五十万之多，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情况开始好转，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在此背景下，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实际建造1002户，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
曹杨新村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之后上海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此后，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新村建造活动。
大院和工人新村，有一个共同点，本质上都是封闭的社区，功能齐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里面有门诊部、浴室、理发室，还有不同种类的子弟学校。
在其他城市，也有各种大院和工人新村的“变种”，用一个形象的词来说，就是单位的“家属院”。大家上班在一个单位，甚至在一个车间，而下班后，又住到同一栋楼，甚至同一单元。父母是同事，而孩子从小就是在一起的玩伴。
这是一种集体生活，很容易培养起共同的认知。大院或者工人新村里出来的孩子，往往都经历过某种“残酷青春”，与别的大院或家属院的子弟打架斗殴，似乎是必然要经历的成长课。
如今，很多“工人新村”都已经被拆或者面临着即将被拆迁的命运。第一代新村的居民，早已是白发老者，他们对这种家属院的生活充满了感情。
“新村”，就这个词的意思来说，它让人想起农村的村庄，尽管从事的是工业生产，“新村”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熟人社会。尽管已经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就人与人的联系方式来说，仍然充满了温情。
父母上班，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看管，或者让孩子们在大院里自由玩耍，都不会有什么安全上的担忧，这样的居住环境，能给人以特别的安全感。
福利分房的终结
不管是北京的大院，还是上海的工人新村，或者全国各地的各类“家属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用的都是福利分房的制度。居住的人实际支付的房租远远低于建筑和维修成本，房屋的分配实际上是一种福利待遇。
如今，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不少人开始怀念以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和人们所想象的正好相反，福利分房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
一些强势的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占有很多优质的资源，比如土地、盖房的资金、房屋产权等等，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些单位通过强势地位取得了巨大的垄断利润，而一些清水衙门却由于职权弱势，很难分到一杯羹。
另一方面，福利分房很容易滋生腐败。一些与权力核心比较近的人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拿到了好房子，而一些“混不开”的人，则分的是差房子甚至分不上房子。
反映这种主题的电视剧作品有很多，最常见的情节是，那些为人正直或者有才华但不善搞“关系”的人，在分房的过程中备受折磨，其中最有名的故事是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
在那个派系纷争不断、讲究论资排辈的时代，尽管陈景润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成就，赢得了褒扬和赞美，但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就不免就落入了世俗争纷之中。
按照当时所里的规定，陈景润是个单身汉，职称低，又不担任行政职务，要改善居住条件的话，也只能住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但是即使帮助陈景润住集体宿舍这样的事情，也一直拖着没有能够解决。
后来，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最后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朝阳的房间。
这种分房的难题，在知识分子群体里特别明显。在那个时代，大学还没有多余的经费为教授们建更多的房子。这种难题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央视曾经报道过科学家陈章良的事，当记者走进陈在北大的单身宿舍时，8平米的房间已被书填满，记者几乎无法插足。
市场化改革30年
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在停止福利分房的时候，中国的住房商品化已经试点了10年了。在这10年期间，实行的是商品房交易与福利分房并行的制度。在福利分房的末期，由于有了市场参照，而且可以进行买卖，能分到房子的人，对“福利”的感受更深。
1987年12月1日，中国首次以公开拍卖的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原深房公司总经理骆锦星举起11号牌，赢得中国土地“第一拍”，后来深房公司在竞得的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东晓华园。
2008年2月4日，坐在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花园的花坛前，73岁的骆锦星没有想到，深圳这两年的房价飙升得如此之快，这个20年前在那场“中国土地第一拍”中竞得的土地建成的楼盘，建成时开盘价1600元每平方米，20年之后的今天，也水涨船高，升值已达数倍之多。
1993年，上海黄金地段的老房子即将拆除，居民忙着搬迁。
住房的商品化，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改革之一，不但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产权的概念。
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巨大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虽然很多人对“70年产权”有意见，国家也在探讨产权到期后如何续签的问题，但是这一政策在当年出台时，却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所谓产权，准确的表述是“住宅土地使用权”，“70年”的规定，最早见于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这一规定出炉之后，社会舆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当时最汹涌的舆论，乃是担忧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给外资企业，会变相造成新的“租界”，是一种“卖国行为”。
住房商品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巨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中国社会面貌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发生巨变，城市化进程是最核心的推动力。“买房”，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购买行为之一，尤其是贷款买房这一用时间换空间的做法，让很多青年都拥有了住房。“有房阶层”至今还在不断的壮大中。
一个更开放的社会，必定有多元的住房设计。在房地产市场足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市场，是不够公平的。政府的职责，不仅在于对市场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监管，也要注意住房公共保障性的一面。
最近这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发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前者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了购买房屋的一种可能性，而后者则让那些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既有房可住，又不会被房价羁绊，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社会财富。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本质上是城市管理者利用公共资源提供的一种服务，人们称之为“保障性住房”是很贴切的。市场不是万能的，只有把市场和保障性结合起来，才能既保持市场的活力，又能保障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保障性住房，让人想起50年代的最初的住房实践，想起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住房理想。千百年来都没有实现过的事情，如今成为了可能。
（作者：黄小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