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道德绑架也一直是追求独立的人所力图避免的。哲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在试图去寻找道德的根源，想理解人类的道德观念如何发展出来、道德判断是如何做出来的以及不同的个体以及群体在道德体验上有何差异。
为了解人们在道德问题上的真实现状，心理学家们通常会采用一些想像出来的情境来考验人们。例如，他们让参与研究的人面临一个想像的道德两难困境：一辆失控的电车冲向5个人，唯一拯救这5个的方法是把它转上另外一个轨道上去，但是另一个轨道上有一个人会牺牲，你会把轨道扳过去吗？或者，他们会询问参加研究的志愿者：“一个人从超市买回来一只鸡，跟它性交之后把它吃掉，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道德的吗？”。通过这些研究，心理学家确实发现人们道德生活的一些重要现象，例如，政治上的民主派和保守派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见乔纳森·海特（Johnathon Haidt）的《the righteous mind》）、情绪比理性更能决定我们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许可效应（moral license, 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之后，会觉得自己得到了做不道德行为的通行证）。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有那么具有道德含义的行为吗？我们真的是像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吗？最近，德国科隆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夫曼（Hoffman）及其同事突破了传统心理学研究的限制，调查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道德行为的状况。他们通过社交网站招募到了1252名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成年人志愿者，通过手机的应用软件来随机在不同时间点提醒这些志愿者，让他们回答一系列道德相关的问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结果中，他们基本证实了先前实验室研究的结论，也揭示出了日常生活中关于道德行为的7个现象：
1.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多
调查结果显示，在人们的个人日常交流中，更多地是去了解他人不道德的行为，而了解他人的道德行为要少得多。这个结果正好印证了2004年Dunbar提出来的关于八卦（gossip）的作用：人们之所以相互八卦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人的人品，从而避免那么喜欢搭便车而自己不付出的人。八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可以让人们有效地结成联盟。所以如何你做了什么坏事儿，不要奇怪人们会在背后对这些坏事进行相当有效地传播。
2.自己的道德行为多
在这个调查中，研究者问到了志愿者自己做的与道德相关的事件，志愿者对此问题的回答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自我偏见（self-bias）：自己做的好事明显多于自己做的不道德行为。这个结果是社会心理学中自我偏见的一种：人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更加关注于自己好的一面，而不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一样去客观地观察自己。正如80%的人都觉得自己的智商高于群体的平均水平，相信自己做好事次数高于群体平均水平的人，也是远高于50%的。
3.政治立场可能决定你的道德视野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乔纳森?海特近十年的研究表明，人类的道德应该包括关爱/伤害、公平/不公平、忠诚/不忠诚、权威/服从、纯洁/堕落和自由/压迫六个维度，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对这些维度的重视程度不同：自由派会更加关注于公平/不公平和自由/压迫；而保守派则比自由派更加关注于忠诚/不忠诚、权威/服从和纯洁/堕落；在关爱/伤害这个维度上两派相似。霍夫曼等人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自由派报告的道德行为中，与关爱/伤害、公平/不公平和自由/压迫较多，而保守派则更多地报告于忠诚/不忠诚、权威/服从和纯洁/堕落方面的道德行为。
4.宗教信仰不影响人们道德行为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杂志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但是，霍夫曼等人对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所报告的道德事件进行比较之后，未发现他们在积极的道德行为上有显著的差异。但有趣的是，宗教人士在面对道德事件时经历更强烈的情绪体验，他们会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表现出更强的内疚、尴尬和厌恶，对自己做的道德行为则会更加骄傲和感恩。
5.做好事不增加幸福感，被做好事才行
我们教导小朋友做好事儿时通常会说：助人为乐。那么助人行为真的会让助人者 “乐”吗？没有这么简单。霍夫曼等人调查的结果显示，比起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确实与幸福感相伴，但这种快乐并非在自己做好事最强，而是在被他人“助”的时候。但做好事确实有助于增加志愿者的目的感（sense of purpose）。要让人生充满意义，恐怕还是得多做好事儿。
6.道德行为会传染
道德传染（moral contagion），即将道德行为从一个主体传递到另一个主体，被许多人当作一碗美味的心灵鸡汤，也曾经激励过许多人行善。在霍夫曼等人的这个大规模的研究中，确实发现了道德传染的现象：当某个志愿者成为一个道德行为的受益者之后，他自己去做出类似善举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个调查可能告诉我们，做好事确实是可以传染的，不要吝惜你的善意。
7.道德行为会使坏
当你自己做过一件好事之后，你做坏事的可能性是否会增加？心理学先前的研究表明，确实会。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许可现象，即人们好像将善行当作自己今后做坏事的许可证或者免责牌。这个现象在霍夫曼所调查的志愿者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他们在做了一个道德行为之后，再做出好的行为的可能性就下降了，而做出坏的行为的可能性却上升了。
霍夫曼等人进行的这个大规模调查是社会心理学家尝试使用手机移动端进行研究的初步成果，引起了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高度关注。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的杰西?格雷姆（Jesse Graham）认为，霍夫曼的这个研究让道德的学术研究走出了实验室，是了解人们真正道德生活的一大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布雷恩?诺斯克（Brian Nosek）提醒我们对这个结果保持谨慎，因为毕竟这只是我们道德生活的“粗略草稿而不是精确的脚本”，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去厘清。
参考文献：
Graham, J. (2014). Morality beyond the lab. Science, 345(6202), 1242. doi: 10.1126/science.1259500
Hofmann, W., Wisneski, D. C., Brandt, M. J., & Skitka, L. J. (2014). Morality in everyday life. Science, 345(6202), 1340-1343. doi: 10.1126/science.1251560
Benedict Carey (2014). In a Study, Text Messages Add Up to a Balance Sheet of Everyday Morality, NewYork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4/09/12/science/a-window-into-everyday-morality-via-text-messag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