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对年近而立的刘百川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改变之年，他正襟危坐，手上的委任状墨迹未干。不久前，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政府决定，命其接管县立师范附小（以下简称“附小”），在全县的历史上，这一举措可谓实属罕见。
升迁之际，刘百川的心情不只是激动。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在几年前，他还在反复断言：“假使我做校长，一定能胜任愉快。”
但越思忖，他越感觉责任重大，而昔日的雄心壮志，此时全部化成了自惭形秽，正如在日记中描述的那样：“到了今天，我的勇气，因为畏惧、忧虑、惶恐，骤然地减退，几乎减到零度了。”
附小之困
刘校长的忧虑并非毫无依据，他揽下的是一项棘手的工作。东海位于苏北，地广民穷，附小虽惨淡经营，但工作依旧难有起色，更尴尬的是，他几乎没有经验——内功不足加上条件所限，使工作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最初几天的走访便印证了他的猜测，日记的开篇几页，多数是围绕着缺憾展开的，比如设施方面的不足——校工室内的光线太黑暗，空气太潮湿，对于校工的健康很有妨碍；大会堂容积太小，光线太暗，不甚合宜；儿童用图书馆在楼上，儿童上下很不便利……
至于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个别教师的品行难以胜任：“教社会的徐先生，到了做笔记的时候，便把教科书上的表解或问题，一起写在黑板上，叫他们（学生）依样画葫芦地抄下来，有的字不认得，有的句子看不懂，他也不管。”
30年代初，正是民生多艰的时期。既然工资捉襟见肘，又无升迁之希望，怠惰便在教员心中暗自萌生。
与徐先生类似的情况，从友人辛祚义的信中，也可略见一斑：“我觉得现在一般小学教师，职业的兴趣太差，平常对于上课，处理成绩，都是敷衍了事，到课完的时候，便各走各的路，有谁去指导儿童活动？更有谁去努力研究教育……至于教师闲着做什么事呢？茶馆吃茶，酒店吃酒，到同事的家里去叉麻雀，常常有之，甚至叉了一夜的麻雀，明天请假睡觉，这是如何可叹的事！”
平心而论，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只要重视便可解决，而最大的挑战，恰来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私塾依旧盛行，这种逆流背后，实际是对新式教育的不信任。
20世纪40年代，陕西临潼，一个专心听课的二年级小学生
虽然科举不存，但在苏北，其内容和方法，却几十年来因袭如故，学校无法服务于社会，甚至和公众产生隔阂：“家庭里对于学校第一件事不满意的，便是在学校里学的，没有什么大用处；尽管笔算考了一个甲等，但是到了家里，甚至不会算五斗米或半斤油的价钱；小字尽管把《灵飞经》写得很好，但日常用的字，常会写不出来；尽管会做记事文、议论文，但是不能写一封很通顺的书信。这都是学校太注意形式的训练了。”
相较之下，私塾虽然简陋，但传授的却是珠算、书信写作等实用技能，毋庸置疑，这与众多家长的意图不谋而合。
制度之变
要想赢得支持，必先改变局面，而刘百川的革新，又并非以横冲直撞开始。他不断记录着所见所想，有时是三言两语的片段，有时竟洋洋洒洒达数百言，作为斟酌酝酿的成果。
7月11日，校务纲要雏形已具，它将作为原则，提纲挈领地指引附小的活动，其中，“发展儿童个性、适应社会需要”，更是被列为首要的原则。
刘百川另外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注意经济效率；应用科学方法；形式、精神兼顾；注意分工合作。
至于校务进行，刘百川指出应特别努力这几件事：罗致优长的人才；改良环境及设备；要尽力提倡教师进修；注意儿童的研究。
即使是今天，这份颇具科学色彩的文件也令人眼前一亮。刘百川将其归功于母校——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的培育，正是这所学校，在诸多领域开了地区之先河。
校务纲要大功告成之际，刘百川的精力转向财务，这项工作的直接目的，便是为科学管理打下基础。动手之时，他骤然注意到，这又是一场同积习的较量。
预算制度清末引入中国，明面为各界所恪守，实际执行情况却并不乐观。地方政府的预算几近虚设，至于学校，诚如日记中所言：“校长的钱袋，便是会计处。”
资金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利用管理疏漏损公肥私者亦不乏其人，种种积弊陈陈相因，形成了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例如一般小学，纵然账面看似完备，但经费早已积欠，有的学校，拖欠工资竟至一年。
附小虽不至此，但亦可称得上是勉力维持，日记中有“薪工占百分之八十，行政费和杂费各占百分之十，另列百分之五的预备费”、“凡是预算没有列入的款项，不得动支”等词句。
但刘百川的雄心壮志，并未因此消磨殆尽。“我们要下另一个决心，拥护我们的主张。”随着开学临近，完善校务成为新的当务之急。
虽然压力重重，但令人惊异的是，在日记中竟没有“疲惫”、“劳累”，取而代之的是“商量”、“不妥”、“有无问题”——即使是细枝末节，刘百川也不免反复斟酌。对下列片段的截取和摘录，或许能反映出这位先驱的用心良苦。
对教材的选用：“教材内容及形式：要是和普通社会的需要，要适合时代的要求，要适合儿童的心理和胜利，要活动而富有生趣，要多美丽的插图，纸张印刷要合于卫生，版本大小要适宜。教材的排列及其组织：由旧至新，由近至远，由易至难，由具体而抽象，由创作而欣赏，由心理而伦理。”
课程的安排：“用心精密与筋肉运动细密的功课，时间宜短不宜长；学习困难的功课，宜安排在上午；功课不须用心的可安排在下午；饭前饭后要避免体操和运动；用手与用脑的作业，要相互调剂。”
教室的布置：“一般学校里的黑板，总是挂得太高，儿童不能使用；挂得不稳，写字时候格格作响。我们这次挂黑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两点，在墙上预先订好横木，挂也不费事，黑板的高度，以儿童能自由书写为度，假定黑板与地板之距离的标准如下：幼稚园及一年级，二十四寸；二、三、四年级，二十六寸；五、六年级，三十寸。”
育人之道
作为校务工作的关键，刘百川对“训育”很是在意。所谓“训育”，即对学生品德的训练和培养。训育的制定和实行，实际关系到附小的未来：受其熏陶的学生，终将接受社会的评价，而这正是对附小工作的最好检验。
因此，该项工作从上任伊始便被列为重中之重。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非常详尽的训育标准，从“不撒谎”一直延伸到“爱护国家”。
根据学龄的不同，它们又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无处不透露出性格塑造上的深谋远虑：“别人问到什么事详细告诉他”“对工人平等看待”“辅助残疾和弱小的人”“遵守合法的裁制”“常做正常的娱乐”“做别人不敢做的好事”“爱护团体的名誉”……
20世纪30年代，广西钦州，一群学童面对镜头露出了好奇的神情。
至于具体执行，刘百川放弃了铺天盖地的口号和灌输，用制度的力量取而代之，最终，“国民素养”将被融进学校——对于整个附小，这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指导儿童实践的时候，可由儿童自己反省，可由儿童互相报告和全面，也可由教师讲解条文的意义和实践的方法，让儿童去练习。考察儿童实践的结果，适用下列的方法：
（甲）备具记载簿一册，簿内开列训育标准之条文及儿童姓名；（乙）发现有儿童违反训育标准时，即于簿内再记一次，连续发现数次，即记载数次；（丙）一学期终了，发现最少者，性行成绩最好；（丁）依发现次数之多寡，评定各人性行的成绩，分优上中下劣五等，各等级的人数可占全人数百分之若干。”
故者之思
据刘百川在日记中所言，虽然落榜者稍有怨言，但录取的整体效果，依旧是令人满意的，而新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一点：越是穷人的子弟，成绩优秀者越往往有之。
或许在这些志气昂扬的孩子身上，隐约能看出他当年的影子，而社会的前途，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显露出一丝进取和朝气蓬勃。
开学之后，附小一切进展顺利，然而9月6日，日记已出版的部分却戛然而止，据刘百川的解释，中断的原因仅仅是纸张用尽了。然而事实或许更加严峻，不到两周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使“教育强国”成了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正如赵欲仁先生在《小学最低限度行政标准》中所言：“德有克虏伯，能使本国军械甲于世界，雄视全球；法有巴斯德，能使酿酒造丝等业，特别稳固，国富顿增；美有爱迪生，能使事物日异月新，开辟无数利源。”
而在民国教育者的眼中，中国自己的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正是将通过逐渐完备的基础教育体系，选拔、培育和脱颖而出，这些有用之才将构成一股力量，将黑暗和腐朽一扫而空，国难当头，或许是赤子之心殷切，刘百川和上级才急于将上述心得整理并付梓。
在接下来的两年，刘百川全身心地投入校长的工作中，1935年被派往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任实验区主任，在此期间参与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
解放后，刘百川担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1971年去世前，他不顾病重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任重道远》，它的结尾“教学不已，阖棺乃止”后来成了刘百川的墓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