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把十二种动物和十二支联系起来，但不是用于纪录时间，而是用于占卜，称为十二禽或十二兽。更有甚者，古人从这十二种动物每个再分出三类属性相近的动物，凑成三十六禽，用于扩大占卜文化。曾经有一段时期，学者认为十二禽与三十六禽可能是跟佛教从印度传来的，后来随着秦简出土，两者的起源才被大大提前。《诗经?小雅?吉日》记载的“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也可视为午马联系起来的证据。
▲六朝铜式盘记录的三十六禽
秦简上十二禽中的个别动物与后世标准有点不一样，但总体差别不大，到东汉时期已完全定型。而三十六禽知名度不高，在民间流传不广，只有少量古籍有记载，加上辗转传抄，分歧差异更多。
▲放马滩秦简
战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十二禽只是与地支关联，在占卜的时候可能会与干支纪日联系在一起，但与干支纪年还没什么联系。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开始普遍将干支纪年与十二禽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属相，又称作生肖。
《南齐书?五行志》记载了几个名人的属相：陈显达属猪，崔慧景属马，东昏侯（萧宝卷）属猪，梁王（萧衍）属龙，萧颖胄属虎。其中，陈显达（427丁卯）、崔慧景（438戊寅）的出生年份与属相相距太远，可能是哪里搞错了，萧宝卷（483癸亥），萧衍（464甲辰），萧颖胄（462壬寅）的属相与出生年的干支吻合。
《周书》卷十一《晋荡公护传》记载了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昔在武川镇生当兄弟，大者（宇文什肥）属鼠，次者（宇文导）属兔，汝身（宇文护）属蛇。”再结合其他史料可以推出，这三兄弟分别生于508年（戊子）、511年（辛卯）、513年（癸巳）。可能是干支纪年过于抽象，这种纪年法传入突厥、粟特、契丹、吐蕃等民族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用十二生肖代替地支，用五色或五行来代替天干，形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生肖纪年。这样一来，在中国各民族的世俗生活中，生肖纪年要比干支纪年更有影响力，原本就已经形成的十二禽占卜法，也就被套用到生肖纪年上，成为一种算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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