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行走能够如此影响思考和写作？我们身体运动的方式能改变我们思想的本质，反之亦然。
在美国《时尚》（Vogue）杂志1969年的圣诞专刊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提供了以下教学建议：“那些宏大、花哨、未经思考的章节标题完全就是些自命不凡的废话，老师们不应该进行无休止地重复，而应准备都柏林的地图，上面清楚标记了布鲁姆和史蒂芬（两人均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交织缠绕的旅行路线”。纳博科夫自己画了一幅非常棒的地图（https://www.theparisreview.org/blog/2013/08/23/nabokov-on-joyce/）。几十年后，美国波士顿学院的英语教授约瑟夫?纽金特（Joseph Nugent）和他的同事合成了一幅带注释的谷歌地图，地图上面清楚地标记了史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和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所有行程。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协会(the Virginia Woolf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以及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学生都重构了《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中伦敦漫游者的行走路线。
类似地图阐明了头脑和双脚之间的奇特联系对这些小说的决定作用。乔伊斯和伍尔夫都是将意识的瞬息万变转化为文字的作家。为此，他们笔下的人物都在城镇里走来走去。当达洛卫夫人行走时，她不只是感受到了她周围的这个城市。更确切地说，她沉浸在自己的过去之中，又从过去回到现实生活，将伦敦重塑为一个高质感的精神景观，“先虚构、再建造、接着毁灭，最后再随时重建它”。
至少是从逍遥派的希腊哲学家开始，其他许多作家在行走、思考和写作之间发现了一种深层的、凭直觉就能感受到的联系（实际上，亚当·高普妮克（Adam Gopnik）仅在两周前就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行走的文章）。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他的日志中写道，“在你没有站起来生活时，坐下来写作是一件十分徒劳无益的事！”而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说：“我认为只有在我双腿开始移动时，我的思想才会开始流动”。他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他的诗充满了攀爬的高山、穿越的森林和走过的公路——一生行走的路程长达18万英里，平均下来，威廉从五岁起就要每天行走6.5英里。
是什么让行走能够如此影响思考和写作？答案始于我们行走时体内发生的化学变化。当我们散步时，心跳加快，不仅会输送更多的血液和氧气到肌肉，还会输送至我们全身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器官。许多实验表明在运动期间或运动后，即便是非常温和的运动，人们在记忆力和注意力测试中的表现也会更佳。定期散步还会促进脑细胞之间建立新联系，暂缓大脑组织因年龄增长导致的衰竭，增加海马体体积（对记忆力至关重要的大脑区域），提高可刺激新神经元生长和传递它们之间信息的分子水平。
我们身体运动的方式还能进一步改变我们思想的本质，反之亦然。专攻运动音乐的心理学家已经证实了一些众人已知的事情：听快歌可以激发我们跑得更快，我们跑得越快，就希望音乐越快。同样，如果驾驶员听着吵闹的快歌，他们就会不知不觉地使劲踩油门。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行走，可以生成身体节奏和精神状态之间纯粹的反馈链。我们在健身房慢跑、驾车或骑车、或者做其它运动时是无法轻易体会到这种精神状态的。当我们散步时，双脚行走的节奏自然会随心情和内心话语的抑扬顿挫而改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通过故意加快或减慢行走速度，积极改变我们的思维节奏。
由于我们无需在行走这一动作上花费太多脑力，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随意畅游——用大脑中的一系列图像覆盖我们眼前的世界。这恰好就是研究发现与创新思想和预见能力有关的精神状态。今年年初，斯坦福大学的玛丽莉·奥佩佐（MarilyOppezzo）和丹尼尔·施瓦兹（Daniel Schwartz）公布了一组研究成果，该研究可能是第一次直接测试步行当下便可改变人们创造力的方式。他们是在散步时想到的这一研究方法。“我的博士生导师有和他学生散步进行头脑风暴的习惯，”奥佩佐告诉施瓦，“有一天，我们就产生了某种灵感”。
在一系列的四个实验中，奥佩佐和施瓦兹要求176名大学生在坐着、跑步机上走路，或漫步斯坦福大学时完成不同的创造性思维测试。例如，自愿者在一个测试中必须想出日常用品（如按钮或轮胎）的反常用法。实验表明，散步的学生比坐着的学生平均多想出四至六中用法。另一实验要求自愿者们构思一个比喻（如“一个正在崭露头角的茧”），再生成一个独特但意义等同的比喻（如“一个正在孵化的卵”）。散步的同学中有95%都能做到上述要求，而那些从没站起来的同学中只有55%才能完成任务。但在一不同类型的测试中，行走会让人表现变差，即学生必须找到一个单词将其它三个单词连在一起，比如“奶酪”对“小屋、奶油、蛋糕”。奥佩佐推测，行走会让大脑在充满泡沫的思维海洋上随波飘荡，从而对集中式思考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如果你正在思索一个问题唯一的正确答案，你可能就不会希望这些不相关的想法冒出来”。
行走地点也同样重要。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马克·伯尔曼（Marc Berman）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项记忆力测试中，（相对于坐着的学生）漫步植物园的学生成绩比沿着城市街道行走的学生提高得多。有研究表明置身绿色空间——花园、公园、森林——可以恢复人们在人造环境中耗尽的大脑资源，虽然这类研究数量颇少，但还在不断增长。心理学家了解到注意力是一种整天都在不断消耗的有限资源。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充斥着行人、车辆、广告牌——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四处分散。相比之下，围绕公园的人工池塘行走可以让我们的大脑随意地从一个感官体验转移到另一个感官体验上，（比如）从泛起波纹的睡眠到窸窣作响的芦苇。
尽管如此，步行于城市和乡间可能对大脑运转有各自独特的好处。前者能为你提供更多的即时刺激——大脑可以“玩弄”更多样化的感觉。但如果你已经处在过度刺激边缘，我们可以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伍尔夫享受伦敦街道的创造性能量，并在她的日记中把伦敦描述为“处在大潮浪尖上，是万物的中心，正合潮流”。但她同样要依赖步行走过英格兰的南唐斯丘陵(South Downs)，这样“才有空间让我的思维向四面八方发散开去”。在她年轻时，她经常去康沃尔（Cornwall）旅游度夏，她喜欢在康沃尔的乡村“一个人重踏步行，度过无数个下午”。
或许行走、思考、写作三者之间最深刻的关系在你溜达完毕，回到书桌前的时候就自动现身了。写作和行走在此都是极其相似的一种本领，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平分秋色。当我们选择一条路线穿越城市或森林时，我们的大脑绝对会勘测周围环境，构建一副意境地图（mental map），决定一条前进的道路，以及将这一计划转换为一系列脚步。同样，写作迫使大脑审查自己的“成果”，为穿越这一精神地带绘制航线，并通过引导双手记录下思维的最终足迹。行走可以组织我们周围的世界；写作可以组织我们的思想。最终，如同博纳科夫绘制般的那些地图都是循环的：它们是地图的地图。
（撰文：Ferris Jabr；翻译：易小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