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生平无需重复，只是性格和环境的互动需要厘清。他的成功不靠敏锐的智力，主要依靠超人的勤勉和忍受逆境的坚韧。“其介如石”确实是他最好的写照。从好的方面说，他总是坚持得比别人更久。从坏的方面说，他的坚毅往往对自己的事业有害。成也介石，败也介石。他把自己的性格特征投射给国民党，使傲雪凌霜的梅花变成了国民党的象征。 他的才智不在思辨方面。辛亥之际，人人胸怀韬略。小人物忘记了自己的无足轻重，恣意享受指点江山的快感。蒋介石在杭州和上海的光复中颇有功绩，至少比湖南的师范生毛泽东功劳更大。后者高谈阔论民国的理想政体，他却对抽象原则兴趣缺缺。他在北伐以前的历次冒险行动中，扮演了冲锋在前，却遭到笔杆子忽略的角色。他自己缺乏理论创作的爱好和特长，应该为此承担部分责任。
在此期间，蒋的思想大体属于外围追随者的类型。他怀着模模糊糊的恨，渴望打倒帝国主义，却没有明确的爱。黄埔军校给他提供了机会，使不善言辞的实干家能够胜过朝三暮四的空谈家。国民党高层充满了指手画脚的文人，缺乏吃苦耐劳的干才。蒋任性的程度比所有竞争对手都要小得多，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工作的连贯性，因此在每一次斗争后都处在比斗争前更有利的地位。
蒋介石检阅部队
作为军事家，蒋介石没有超出业余爱好者的水准。东征和北伐的军事指挥并不出色，胜利主要是因为对手比蒋更缺乏决心和耐力。蒋介石自己承认，他喜欢打孤注一掷的战争。也就是说，打没有后备军的战争。一旦失败，就会全线崩溃。失败才是检验科班生的试金石，蒋在这方面的纪录糟糕透顶。南昌战役、淞沪战役和1948年战争都是这样，最精锐的部队放在前线最危险的地方，最不可靠的部队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战线背后留下巨大的真空。他希望依靠嫡系部队旺盛的革命精神，迅速瓦解意志薄弱的敌人，用声势弥补自己不能持久的弱点。然而万一敌军深入毫无准备的后方，撤退就会变成无法控制的溃败。他的嫡系很容易消耗殆尽，很难得到充分的补充。非嫡系部队很容易背叛，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他酷爱王阳明哲学的原因很像日本海军将领，唯意志论相当于孤注一掷的突击。如果突击失败，那就只能不成功便成仁。根据这种思路，短期战役的胜利取决于武德。长期战争是工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延伸，他不愿意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没有这些基础，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打不赢这种没有基础的战争。
1932年蒋介石在进行公开演讲
作为政治家，蒋介石的优点和弱点同样突出。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原则性，有知人之明和容人之量，是最佳的守成之主和中级管理人员。但他非常缺乏掌握复杂格局的敏锐感觉，没有从纷繁表象中抽取结构的透视力，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始终判断错误，极其不适合处置危险和敏感的外交和地缘问题。他在胜利时不理解胜利的原因，在失败时也不理解失败的原因，总是得出错误的因果联系，吸取错误的经验教训。他用坚毅不拔和埋头苦干赢得的资本和机会，因为盲目和固执而虚掷。他习惯将自己的性格力量和道德修养当做主要资源，自负英雄和圣人，轻视物质环境的约束力量，将自己制造的困难视为有益的考验，重视过程超过重视结果，因此一再蔑视最英明的警告，一次又一次地置之死地而后生。
做他的敌人，通常并不危险，因为骄傲的宽恕非常符合他的自我形象。做他的朋友，通常极其痛苦，因为他习惯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人，犹如苛刻地训练自己。谁能不同情抗战时期的黄埔军人呢?他们的薪水连大后方的佣人都不如，听任妻儿死于饥饿。他们如果搞湘军式的土政策养军，很可能作为贪污犯枪毙;如果兵败不死，更有可能枪毙。杂牌军和八路军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的。韩复渠和叶挺的下场是极其少见的例外，事先经历了多次抗命的怀柔期，任何黄埔军人肯定会在一开始就枪毙的。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亲自下令枪毙的自己人为数之多，除苏联以外绝无先例，非嫡系军官只是寥寥无几的点缀，却占据了后人极不相称的想象力空间。斯大林提醒他要诛杀数百万动摇分子，才能杜绝中国人民的背叛。他却严惩嫡系，怀柔外人，天真地信任道德感化的力量。
蒋介石与宋美龄、马歇尔
早在东征时期，他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驱使最忠诚的朋友去死。北伐胜利后，他哀叹清白之身一去不复返。抗战时期，他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将非人的待遇强加给部下，而后者只要背叛，就能获得统战对象的优待，一面在日记中请求上帝解救，一面在现实坚定地拒绝一切能够减轻负担的建议，因为这些建议肯定会要求他放弃东北，使北伐和抗战的牺牲都变成徒劳。然而，他拖延越久，面临的条件就越差。1927年的日本仍然非常不愿意破坏条约体系，甚至比英国人更不愿意干涉南京事件。1930年的日本财团和外交家已经承认，不能指望国民政府信守诺言。1935年的外务省再度转入妥协派手中，但满洲反苏堡垒的地位已经确定，除非蒋介石愿意加入反苏联盟，就不会有真正的机会。卢沟桥事变暴露了蒋介石在外交方面的一厢情愿，英美拒绝将战争责任放在日本身上。八一三的主动出击既没有歼灭日军，也没能将列强拖下水。他在这时仍然试图同时争取苏联、德国和美国的支持，表现的国际常识连普通的报刊专栏作家都不如。从此以后，他已经注定失败。日本胜利，肯定会留下满洲国。日本失败，肯定会将东北让给苏联。苏联人、日本人、胡适、汪兆铭、蒋廷黻、章太炎和毛泽东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拒绝相信。
珍珠港毁了日本，却没有挽救他，因为美国人仍然对内亚缺乏兴趣，更不会同情他的大中华思想。魏德迈将军是美国人当中最同情他的，只能建议列强共管东北，却引起他歇斯底里的反抗。他坚持国民革命的初衷，要所有列强滚出亚洲，也就是说要跟苏联单独相处，于是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这种结局在1927年就已经具备轮廓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努力破坏一切能够保护他的因素，加速结局的来临。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宣传，构建错误的因果关系和错位的解释。例如：满蒙危机不是撕毁五族共和的自然反动，而是日本人的单方面阴谋。军部的胜利不是他打击外务省的自然结果，而是甲午战争以来的必然发展。苏联的干涉不是北伐的组成部分，而是斯大林道德败坏的产物。
苏联即使得到东北也不会守信，尽管斯大林已经在类似的情况下将希腊共产党出卖给英国人。如果不是国务院的红色特工破坏，美国人本来有可能为内亚而反对苏联。广州、重庆和台北没有什么不同，革命高潮可以永无止境地重演。这些理论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全部属于胡说八道。尤其可悲的是，他当真相信这些档次很低的宣传。斯大林的宣传不比他档次高，但斯大林自己始终无比清醒和现实。跟他后来的遁词相反，斯大林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害他，在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向他提过许多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建议，至少可以大大增加他在国内的地位。如果他是因为道德的原因断然拒绝，至少能为他的原则性增光，但他明显是根本理解不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真正意义。在此期间，毛泽东对斯大林一直提心吊胆，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沦为大元帅送给委员长的见面礼。这种可能性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蒋介石的缘故，而不是斯大林的缘故。
他在失败时显示人格的伟大，在成功时显示才能的平庸，不是一次而是一再如此。民国初年充满了自我吹捧的成功投机者，他却是有功不求赏的极少数。他主持黄埔军校，主要暴露了专业水准的低劣。1927的南京分裂政府依靠敲诈上海资本家为生，财政基础比苏联资助的共产党差得多，本来当时就会上演1948年的剧本，在列强和苏联的两面夹击下崩溃。英美出于欧洲的因素向他妥协，却使他相信了大国崛起的可能性，进一步压迫苏联和日本让步，只得再次抛弃南京。他在重庆几乎完全依靠性格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苦撑，依靠奇迹的许诺维系越来越少的支持者，默然承受故意颠倒黑白的宣传。日本人的宣传几乎完全针对他个人和极少数亲信，例如英美帝国主义走狗、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发明主要就是为了切割蒋介石集团和大多数潜在的统战对象，因为他们相信理性决策者不可能愿意打这种缺乏合理目标的战争，排除蒋介石就能得到和平。胡适和汪兆铭都不相信的奇迹居然发生了，他却用所能选择的最坏方式利用机会，重新犯下了中东路事件以后的一切错误，因为在他的认知图景中，证明自己最终正确非常重要，承认自己的弱点非常不重要。
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士林官邸
他在1950年前后又回到了多次体验的众叛亲离状态，又一次表现了超人的毅力和宁静，除了完全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持。这时追随他的知识分子段书怡、谷正纲之流所能指望的，不外乎蒋介石夫妇自己享用的咸菜、稀粥，以及跟投机分子划清界限的道德傲慢。与此同时，柳亚子和茅盾正在北京享用六国饭店、鱼翅和苏联专程送来的特供保健品。他的主要敌人忍不住敬佩他的节操，同时鄙视背叛他的人。“男盗女娼”(毛泽东语)在1957年的下场，主要就是因为这种前缘。尼克松在1972年惊讶地发现，北京的内圈要人仍然非常佩服蒋介石的品格，跟他们对外国和群众的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战后的日本。岸信介和保守派元老对蒋介石个人非常敬畏，对蒋介石的政权却没有什么尊重，在1972年外交革命以后仍然不改。能够多次在敌人当中赢得这样的反应，绝不是侥幸成名的冒险家和伪君子所能做到的。
他在文武百官不听号令的时刻，突然又显露出中级管理人员的干练之才。他事必躬亲，纤毫不差地计算舟山的每一个村落、大陈的每一户人家。优秀的战术家和盲目的战略家奇异地融合在他一人身上。宋美龄和宋子文都不相信的奇迹居然再一次降临，奖赏执着，惩罚机智。从朝鲜半岛的珍珠港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一直在期待下一次抗战胜利日。他知道朋友和部下都不相信，但他早已习惯了大多数人的怀疑和谬误。历史一再证明他正确在最后，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