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里，杰西·艾森伯格（Jesse Eisenberg）塑造了一个性情冷漠的马克·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他的女友也由于这位未来的Facebook创始人散漫且带有强迫性的人格而与他分手。艾森伯格塑造的扎克伯格是典型的硅谷怪人——在技术方面才华横溢，但在社交方面却懵懂无知。用硅谷人的话来说就是“不靠谱”。
很少有科学家会相信，许多引领世界科技进步的人实际上都患有泛自闭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从严重的社交、语言、行为障碍等典型的自闭症状到轻度的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都属于asd的范畴。但是有一种观点渐渐在大众心理学中传开，那就是这些技术高手和许多其他专业人士，比如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专家或多或少都有些自闭症的典型症状，而他们的后代患上自闭症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西蒙·拜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他在15年前建立的理论认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在理解和分析可预知、有章可循的体系（比如机械、数学或者电脑程序）上，都有某种天赋。他的假设认为，这些家长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的思维能够适应技术性工作，而这些基因遗传给孩子时可能导致自闭症，特别是当伴侣也有同样的思维能力和同样的基因时，孩子患自闭症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观点似乎挺有道理。它很符合公众观念里典型的科学怪人或电脑狂人那种聪明却难以融入社会的形象——拜伦-科恩曾推测，爱因斯坦和牛顿这样的伟人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在科学界，许多人都承认某些自闭特质——像社交障碍、兴趣狭窄、沟通障碍——在普通人群中或多或少都存在，其中的极端情况就是自闭症。大多数专家相信，遗传在自闭症的病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使得“如果双亲都有轻微的自闭特质，那他们的孩子就很可能患上自闭症”这种理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这个理论也符合至少一部分医生的经验。加利福尼亚大学负责自闭症临床治疗的心理学家布赖纳·西格尔（Bryna Siegel）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怪人。”他指的是那些自闭症患儿的家长：“他们不懂得用眼神交流，衣服都是从网上买的，对社会没有太多同情心。我想如果这些怪人相互结合，那对后代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批评拜伦-科恩的理论的人也不少。自闭症的研究者表示，拜伦-科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等高自闭症人群，这些患者有超强的语言能力，而且至少他们的智商不低。质疑者认为，这些数据并不足以支持他的理论，而且他的许多实验需要第三方来重复。
“这些的确是值得思考的假说，但它们需要经过验证。”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约翰· 康斯坦丁诺（John Constantino）说，“但目前数据还不够多。”一些批评者也因为拜伦-科恩曾经发表过的一些哗众取宠的理论而对他颇有怨言——特别是“自闭症是大脑一种‘极端男性化’的状态”这个理论。他们担心这些理论会误导大众，会让人把自闭症跟“怪人”的印象联系起来。
拜伦-科恩承认他的研究有个问题，就是“实验重复得太少了”，而且他说他对自己的理论持保留态度，“直到有充足的数据来评估它们”。不过他认为，在获得绝对可靠的证据前就发布理论假说也没什么错：“我宁可把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像其他科学家那样执著于从原始数据到形成理论的过程，尤其是当一种理论完全可以验证的时候。科学就是这样获得进步的。”
【自闭的大脑更加“系统化”？】
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自闭症研究者关注的是患者社交的问题，那时拜伦-科恩就开始着迷于自闭症那种强迫性的、单一的兴趣和不断重复的行为，这些症状也是自闭症的特征。他注意到，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容易被机器、数字、日历和旋转的物体等东西所吸引。自闭症患儿中，有的可能会对小器械的技术说明书记得很牢，有的可能会不停地把电灯开关掰来掰去。
拜伦-科恩说：“过去的观点认为（这些行为）漫无目的，他们只是做动作而已。”不过他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奇怪的行为：“他们试图弄清楚ＤＶＤ播放机是如何工作的，或者试图去弄清家里的电路布局。这些孩子这么做是为了弄明白整个系统。” 按照他的理论，患有自闭症的大脑对可预知系统有达到平均水平甚至超强的理解能力，或者说是大脑能够“超级系统化”，但同时对其他人的意图和感受却不能理解也不能产生共鸣。
拜伦-科恩找到了一些证据支持他的理论。例如在200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里，他发现自己设计的调查问卷显示，自闭症患者都具有较高的“系统商值”（systemizing quotient）。在针对剑桥大学学生的一项调查中，他发现数学专业的学生比医学、法律、社会学等专业的学生更容易被诊断为自闭症。而且用另一套被称之为自闭症商值（autism quotient）的调查问卷得到的结果显示，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的学生在自闭的特征上得分比人类学和社会学专业的高。拜伦-科恩说，虽然这些调查并非直接衡量人们系统化的能力，但是证明了系统化是自闭症的一个特征，也是“广义自闭症表型”的一部分，这包括了更多的人。
然而，这些问卷需要受试者回答一些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例如“我时时都会留意东西的模式”以及“我宁可去图书馆也不愿意去参加聚会”等等，因此批评拜伦-科恩的人对这些调查提出了质疑。“和我们的自我感知一样，那些自我感知是否准确还是个问题。”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卡·哈佩（Francesca Happé）说道。
哈佩和其他人认为，如果先分别检测自闭症患儿和正常儿童理解系统性的能力，然后再去比较得分，会令拜伦-科恩的结论显得更为客观。“他的研究依然不够严谨，” 伦敦大学学院的发育心理学家乌塔·弗里斯（Uta Frith）说，“因为测试的时候他让受试者说‘对，我是个喜欢注意细节的人’，而不是客观地观察他们。”
拜伦-科恩透露，他的实验室正着手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调查问卷的优势是可以很快地收集到数据，虽然会产生偏差，但是“你会发现其中保持一致的模式”。他也提到，2001年的一项研究中，他发现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在弄明白简单机械系统工作原理方面比普通孩子要强很多。但是批评者指出，挑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儿的前提是，他们的智商正常甚至是高智商，但作为对照的普通孩子却是随机选出的。同样，批评者指出剑桥大学患自闭症的学生是特殊个例，因为这些患者很有才华，足以进入剑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这是对拜伦-科恩的研究工作比较普遍的一种批评。“他倾向于关注自闭症系列障碍患者中那些有特别才华的人，”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自闭症研究专家凯瑟琳· 罗德（Catherine Lord）说，“他描述的那些个体的许多东西其实跟大部分ASD患者无关。”
拜伦-科恩承认他的“一些心理学研究集中在高功能性自闭症患儿身上”，因为他们具备完成测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当提到他的系统化理论时，他说，“我的想法是，它不只适用于高功能性自闭症”，它也可以应用到患有这类疾病的所有儿童身上。
伦敦教育学院的发育心理学家莉斯·佩利卡诺（Liz Pellicano）在2011年初检测了一组涵盖范围更大的ASD患儿和对照组儿童在系统化识别能力上的差异。她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地板上安置了16盏绿灯。实验者要求儿童走过房间的时候找出其中哪一盏会由绿变红。
这盏灯80％的时候出现在房间的同一侧。包括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所有自闭症患儿在这个系统测试中的表现都比普通儿童差。佩利卡诺说：“这些患儿并没有什么系统思维的能力。当他们找灯的时候显得相当杂乱无章。”她说，在她看来，这类研究反映出拜伦-科恩的理论“经不起检验”。
拜伦-科恩说，他并不确定佩利卡诺的案例中所检测的跟他所描述的是不是同一类系统化能力。不过他“很高兴至少人们开始关注系统化”。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关于系统化的研究都是出自他的实验室。“我认为我们发表的研究都是严谨的，但是在系统化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太少了，”拜伦-科恩说，“要通过上百项的研究来评价这个理论尚需时日。”
【子因父“闭”？】
拜伦-科恩推测，系统化能力是可以遗传的——在硅谷这样的IT部落里，拥有高系统化能力的人比例更大，他们结婚生子，结果就造成后代有更高的自闭症发病率。
例如在1997年，他推断自闭症患儿的父亲中，职业是工程师的人数是非自闭症儿童父亲的两倍。但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自闭症研究者克里斯多弗·贾洛（Christopher Jarrold）和戴维·鲁斯（David Routh）指出，拜伦-科恩报道的数据分析仅仅针对工程师，而没有分析所调查的其他职业。经过对相同数据的分析后，他们发现多数自闭症患儿的父亲的职业属于医药、自然科学、会计领域，当然也包括工程师，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较小。他们认为，这只是因为这些父亲可能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这个因素在下面将得到解释）。
拜伦-科恩说，当他控制了受试者的教育水平并重新分析这些数据后发现，自闭症患儿的父亲中工程师的比例仍然较大，只是这种差异减小了一些。
拜伦-科恩最新的研究是在荷兰埃因霍温的一个科技中心进行的。通过调查学校保存的记录，他发现在这个小镇生活的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几率是荷兰另外两个同等规模城镇孩子的２～４倍——他认为这些证据支持自己的假说，即拥有高系统化能力者的后代更容易患自闭症。但是，关于研究地点的选择，他说是因为有家长告诉了他埃因霍温的自闭症流行情况，然后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而不是像其他研究者遵循的那样随机选取有相同人口统计数据的IT密集区和非IT区，并进行自闭症的流行病学比较。而且埃因霍温的学校记录中并没有包含家长年龄和教育水平的信息——这两者跟自闭症诊断密切相关——记录也没有提到这些家长是否在信息产业工作。
实际上，研究者认为其他一些因素足以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以及工程行业看似跟自闭症有关联。201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关于自闭症诊断的分析并未发现自闭症人群明显集中于IT产业。相反，这项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的双亲一般年龄较大，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伊尔瓦· 赫兹-皮乔托（Irva Hertz-Picciotto）说：“事实上，所有这些人群同时也是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群。”
学历较高的人倾向于晚生晚育，而有一些证据显示，大龄父母生育的孩子患自闭症的风险比较大。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可能对自闭症的症状了解得更多，因此也更可能去看医生。孩子一旦被诊断为自闭症，就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教育和援助服务。硅谷有一个学校专门接收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每个学生每年的花费高达30 000美元，但是如果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那么学校所在的地区将为他负担这些费用。
作为对埃因霍温那项研究的回应，拜伦-科恩说他计划通过考察家长的年龄、职业和其他细节，做进一步的研究，他也会考察其他IT产业中心（比如硅谷）的自闭症发病率。他同时在开展一项庞大的网上调研（go.nature.com/umyv61），以搜集普通人群的详细信息——包括年龄、教育水平、职业和兴趣爱好等——用以判断这些因素是否跟后代的自闭症发病率有关。他说赫兹-皮乔托的研究不支持他的假说是因为它“并不是为研究信息产业密集区的自闭症发病率而设计的，我所做的正是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来切入这个问题”。
尽管有许多人对拜伦-科恩的实验颇多微词，但他的大多数同事对他为推广自己的理论所做的努力依然很赞赏，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能够接受一种可能性：或许该理论的一部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罗德说：“他试图解决一个大问题，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勇气去碰这个问题。”
康斯坦丁诺正在研究类似的课题。他提出了“社会响应等级”（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这是一套调查普通人群的自闭倾向特征的问卷。他发现，自闭倾向特征更明显的人倾向于相互结合，他们的孩子会比双亲具备更多的自闭特征。然而那些孩子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可能性并不会因此增加。康斯坦丁诺认为，现在需要一项大规模的研究以确证，在普通人群中，双亲都具有自闭倾向特征这一现象是否在自闭症患者中更常见。“这些才是一个研究者需要的数据”他说，“而不是根据一个地区的流行病学样本显示了一定异常倾向就由此进行推论，这样当然会得出那里的自闭症患病率高的结论。”
目前，技术天才多少有点自闭症的观点至少在一些科学技术密集的地方还比较流行。在哈佩看来，这种趋势让人心情复杂。“一方面我很高兴所谓的‘怪才时尚’在当今社会获得了一些赞同，因为许多自闭症患者或有ASD的人过得相当艰难和痛苦，我很高兴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才华”。
但在另一方面，她说：“还有很多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有智力障碍，而且不会说话。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如果人们不停强调那些得自闭症的人都是天才，肯定会令他们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