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作为已知的中国现存最古老军事著述，并不像行军手册般具体讲解排兵布阵，但却学说性地阐述了先人对于战争的理解，充分展示了老祖先们的军事智慧。
在《谋攻篇》结语中，更是作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可见军事情报的收集，从来都是进行战争的必要条件。这一铁律同样贯穿于整个太平天国起义全程。
太平军的防敌秘籍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建立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颁行印书。在其总共二十九本目录中，《行军总要》赫然在列。
该书作为太平军行军作战指导书籍，将敌前情报收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置，可见其对情报重视程度。实际上从金田起义开始，太平军就大量派遣情报人员深入敌后收集清军动向，使将领们能够随时依据情报灵活应对清军围堵。
在金田、三里墟、官村之战中，太平军全部是以伏兵取胜。而同时期的清军，军纪败坏，战力低下，防间保密意识极差，营地周边居然不禁生人，任由窥视，轻易就被太平军渗透得如同筛子一般。
在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贼情汇纂》中有如下记载：“盖贼探我营则另有伎俩，多遣卖食物人近我营盘，日与我兵勇相见，稔熟闲谈，便可得实话矣。”由此观之，其屡战屡败实属正常。
反观太平军，其同时期防间保密工作远胜清军。金田起义爆发后，清廷推行“以贼制贼”策略，遍发告示诱降起义队伍中的不坚定者，同时设法悬赏利诱使人打入起义军内部传递太平军动向。
作为应对，太平军首先强调军纪，肃清营盘周边，生人勿近。并且推行四点措施：
第一，盘查。但凡有兵士自远方来，必先委派本营中机巧士兵远远细问其来自何处，隶属某军，本部统兵官姓名等信息。
第二，观发。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披散辫子，前额蓄发，清廷谓之“发匪”，所以查验来人前额头发长短也可以有效识别其身份。
第三，禁议。在行军途中严禁“街头巷尾交头接耳，私谈议论”，犯者斩首示众。
第四，颂经。以拜上帝教经文作为口令，无定制，无规律，每日俱改。规定营中所颂经句务必烂熟于心，蓦提一句则必须随接下句，如接不出则以奸细论处。
虽然上述四点对比中国历代军队的保密规条并无出彩之处，但的确有效防止了清军渗透，使对方束手无策。
周锡能案
除了制度保障外，太平天国领导人自身对于防间保密也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在周锡能一案中可见一斑。
周锡能，广西博白人，早年上过私塾，后经博白县拜会领导人黄文金之堂兄黄文安引荐加入拜上帝会。
虽参加清廷科举屡试不第，但在多由文盲百姓组成的拜上帝会成员中，他绝对属于凤毛麟角的读书人。
入会后，他卖力写传单，搞演说，走村串寨发展会员，表现积极，因此很得黄文金看重，成为早期太平天国运动骨干人物。
金田起义后，周锡能官至左军十四军军帅。但是随着清军围堵日紧，太平军进入艰苦的转战突围阶段。在转战过程中，粮荒、盐荒等物资困难无时无刻不在困扰太平军，大大小小战斗不断，随时有老兄弟战死沙场，本来就抱着投机心理加入太平军的周锡能毫不意外地发生了动摇。
1851年6月，周锡能借接引金田起义离散人员入伍之机，叛变投靠清廷，钦差大臣赛尚阿以六品官衔诱其携朱八、陈五二人潜回太平军内部以为内应，并伺机暗杀起义军领导人。
12月13日，周锡能回到永安面见杨秀清。因此前同他一起出发的太平军尽数未归，回来时却多了两个陌生人，询问原因时其回答又支支吾吾，遂引起杨秀清怀疑，但杨并未当场表露，反而说要上奏请封，麻痹三人，私下里却安排人手监视，果然发现了蛛丝马迹。
周锡能一伙一到营地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收集永安城中粮草、兵马屯驻地等信息。20日夜间，又带着朱八妄图策反监军朱锡坤、巡查黄文安，当即遭到二人拒绝，但是因为朱八与朱锡坤的叔侄关系，二人并未将此事上报。
众所周知，杨秀清最爱搞天父附体那一套，他后来被洪秀全诛杀也与此有极大关系，这次他又装作天父下凡，告知洪秀全周锡能反叛，以天父身份命令立即捉拿周锡能。
在审讯过程中，眼看审理进入僵局，杨秀清又再次装作天父附体，当面将周锡能暗中的活动一桩桩、一件件揭露，并且找来朱锡坤、黄文安二人对质，彻底摧毁了周锡能的心理防线，使其对叛变一事供认不讳。
审理结束，杨秀清以知情不报之罪杖责朱、黄二人，并且枷号军前示众。以叛逆罪名处死周锡能、朱八、陈五、周锡能之妻蔡晚妹、儿子周理。
此次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使涉案众人俱是心服口服。周锡能斩首前大声忏悔：“众兄弟，今日真是天做事，各人要尽忠报国，不好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
朱锡坤则戴着刑具在军前惶恐劝说众人引以为戒，莫以他为榜样，使其余诸王以下众将士深受震撼。
并且洪秀全根据周锡能审讯记录，略作修改后便交给何震川、卢贤拔，以《天父下凡诏书》为题，迅速刊印，编成小册子颁发全军，用这一真人真事，告诫天国全体将士，一定要切实提高警惕，严防奸细。
此后直至定都南京，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周锡能反叛的事件，可见太平天国在防间保密工作上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
对清军的反渗透
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太平军面临的军事形势实际上更为严峻，加强情报工作成为其必然选择。太平天国在统治地区基层设立乡官，除组织生产训练外，还要负责情报收集。
“予以资本，遍洒多人，令其上下左右，各探四五百里，限日期回报。”这些情报人员本身出身底层，这种底层出身的人积极的一面是他们可以很好地混迹于普通百姓之间，较难识别。而且随着人员经验增加，刺探手段也愈加进步，《贼情汇纂》亦云太平军“近探我营之术愈精愈确”。
除了在控制区和对峙前沿广泛进行情报收集外，太平军还在各大城市部署眼线。在1853年4月至1854年间，还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及其周边分期分批派出了大量侦查人员，以期为北伐军内应，总数达千人左右。
其目的清楚明确，首要任务就是查探道路，了解守军驻扎、调动情况，观察清军营盘，打探火药库等军事设施位置，摸清京城地理环境，画出图样送交后方，部分人还受命以投毒等手段制造城内恐慌氛围，甚至连清帝行踪也有人打探掌握。
除此之外，他们还派出人员在各处租赁房屋，建立据点，以便长期潜伏北京进行情报收集和传递，颇有后世安全屋的意思。
这些侦察人员组织相对严密，为保证联络安全，他们制定了暗号和一些特殊的信物，如白鸡翎、火镰片、木莲蓬、青针包、字帖等作为识别手段。这些信物出发前发放至各人手中，以便向同僚暗中表明身份，同时也是完成任务回到己方营盘时的身份证明。
（作者：虎符）
摘编自《秘密战300年》，“战争事典”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