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皇上，当然是清朝的皇上，撑死了是明朝的皇上，因为之前皇上买不到表。
明代末期，西洋钟表就传入中国，并大受中国皇室贵族欢迎，很多皇帝成为狂热的钟表收藏爱好者。
但问题来了，在没有7点钟准时开始的《新闻联播》的时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买的表是不是准的呢？
接下来你将看到：
●皇上，你买了多少表啊？
●火车和航船，逼中国人守时
●统一时间，还得靠打仗
一向准时准点的值班编辑 / 老梁
皇上，您买了多少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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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为昼，举世皆同其时”。在工业时代之前，精确的计时对大部分人来说完全没必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大伙儿起床，抹下惺忪朦胧的眼睛，看到升起的太阳，那便是认为活在同一时刻。
老百姓算时间一般靠太阳+鸡，精确一点的有日晷、水钟、漏刻等等。劳动人民还创造了诸如一盏茶、一顿饭、一袋烟的计时单位。至于小说，像《三国演义》，更讲究英雄的豪迈气场，关羽斩华雄，计时就用了杯中酒的冷热换算。
●故宫里的日晷
下面就得说皇上买了个表这件大事了。
自明代末期，西洋传教士和商人把钟表带到中国，就引起了皇帝们的兴趣。清朝皇帝自顺治开始，就使用钟表计时，不离左右。
按照中国传统的时间观点，一天分成100刻，而西洋人认为，一天分96刻，每刻15分钟，这个非常不符合大清国情。好在康熙皇帝敢于搞体制改革，命令二十名大臣去观象台测验，发现用西洋办法算的时间更符合天象，于是从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开始，清朝官方承认并推行了一天96刻的制度，进一步推广了西洋钟表。
于是在康熙皇帝时，大臣们已经都随身带表，以免误了时间。那么多钟表，自然有快有慢。
乾隆年间的大臣富察·傅恒家里不仅自己带表、家里带表，就连仆人也都随身带表。为的就是互相印证，以免误时。当时上流社会佩戴钟表如此流行，以至于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进口市场。
●富察·傅恒，乾隆时期历任侍卫、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等职，授一等忠勇公、领班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
然而表有误差这事是说不准的，有一天上朝，富察大人的表就慢了，以为没到时间，晃晃悠悠上班，进门一看皇帝在里面等着了。据说富察大人“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
对大臣来说，校准钟表的对象自然就是皇上，而皇上的标准时间，是紫禁城交泰殿的
自鸣钟。
●左边就是交泰殿里的大自鸣钟，现存的自鸣钟造于嘉庆三年。
但对皇室贵族而言，钟表更重要的功能不是计时，而是奢侈品。所以他们会要求钟表越奢华越好，装饰越多越好。
●清雍正《十二美人图》之持表对菊图（局部），美人手持一块珐琅表。
乾隆皇帝是钟表的狂热爱好者，他每年要订购价值3万到6万两白银的钟表，而且“务要是洋做者方可”，必须原装进口，而且在上谕中要求采购的官员“不必惜费”，不要怕贵。
而对于多数老百姓而言，“时间”、“时差“的概念，和他们有啥关系呢？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中国人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886-1964）一段童年的回忆就佐证了这点。他说，在家塾读书时，“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碰到阴天或下雨，那就只好乱猜了。猜错一两个小时是常事……猜错个把钟头也无所谓”。
●蒋梦麟
火车和航船，逼中国人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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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于中国的乡村或者偏僻的城镇或许无所谓，但是对于其他地区却不尽然。
例如上海，它是近代中国的“魔都”，自打开埠后，外国人首先带来了统一的城市时间。
19世纪80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便在外滩搞了一个木结构的气象信号台，除进行天气预报外，还在正午时分利用台顶落球报时。
彼时的报纸《点石斋画报》以“日之方中”为题，报道说：
“本埠法租界外滩外洋泾桥堍，于秋间新制验时球与报风旗，按旗于每日上午十点钟扯起，递报吴淞口外风信，其视风之所向或大或细或睛或雨，随时改悬各旗，传报至球，则每日十一点三刻钟时升起半杆，十一点五十五分钟时升至杆顶，至十二点钟球即落下，以便居民验对时刻。允称奇制”。
●《点石斋画报》所载气象信号台
此外，在上海各国租界，外国人还纷纷修起了钟楼，从英国、美国或者德国进口巨钟安置楼顶，按点报时，成为统一时间的标准。
当时诗人作诗歌咏：
大自鸣钟莫与京，
半空晷刻示分明。
到来争对腰间表，
不觉人歌缓缓行。
作为当时的航运中心，上海还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其发布的火车时刻表见下：
●图片来源：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载《史林》，2005（4）
尽管吴淞铁路第二年即遭拆除，但是火车毕竟还是在中华大地上“咣当”起来。有资料统计，到1911年，全国铺设铁路共计9000多公里，京沈、京汉、胶济、津浦、沪宁等线路均告竣工。
相比铁路事业，航运业的布局同样不逊色，而且部分地区统一的标准时间正是由于它们的兴盛而率先提出。
截止到1899年，依条约规定，大清政府开放了南到广西北海、北至辽宁营口的31个商埠，并包括若干沿江城市，例如南京、汉口、重庆等。最初进出港口城市的外轮、洋商等，需要有统一的时间来协调。不然货运迟到、航船早发，大家都得打起来。
●清代上海海关的航船，左边远处有钟楼
于是，1902年中国海关推出“海岸时”，海岸时“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之时”。它的便利，让铁路事业的工作者们看到了甜头，也纷纷采用。
中国人民因为车、轮船的出现，固定时间的运行，不得不搭上了“赶”交通工具的“贼船”，就再也停不下来。上海《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就说，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乘轮船或火车旅行目前已为一切社会阶层所乐于接受。对于铁路来说，客运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使在象1911年……那样的特殊情况之下，进港的轮船也是挤满了人的”。
统一时间，还得靠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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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时毕竟只是一部分地区的标准时间，神州大地其他地方又该如何？
1919年，北洋政府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五个时区的方案，以照顾全国人民的感受。
方案中提出，五个时区即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昆仑时区和长白时区，前三时区分别对应世界标准时的东八区、东七区、东六区，后两时区为半时区，五区换算标准时即8时、7时、6时、5时30分和8时30分。
彼时观象台还推出时区的套餐——《历书》，制作了中国各大城市标准时与地方时的对照表，以便老百姓遵循。
●1919年中国标准时区划分图
悲催的是，北洋政府是个弱势的政权组织，操作时间的方案墨迹未干，就被国民政府取而代之。它继承了前任的标准时划分方案，加之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报时技术的改善，推动了五时区中，尤其是东八区中原标准时的扩展。例如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可见可闻的电报、广播，还有人流集中地悬挂的大钟。
●上海外滩海关大钟
显然，这个五时区的搞法是非常麻烦的，很快受到了交通事业的挑战。
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陇海路、西南的湘桂路的竣工，并且航空事业的横插一脚，使得大力推动大范围的标准时成为紧要的事情。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遭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到政府迁都重庆时，内政部决定自1939年6月1日起，“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它对于推动全国各省市执行标准时是个福利包。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照旧用陇蜀时。当时的报道说，“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民国时期的民航客运，那时候刻没有啥星空联盟、累积里程啥的
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由北至南、西南、西北战场的节节胜利，不统一的标准时状况因为协调战场的指挥而得到统一，那就是使用中原标准时。不过，人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既然要打扫屋子，那就连“中原标准时”的称呼也得清除。
1949年9月27日政协会议通过定都北平的决议，十天之后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就登报表示，“本台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随后的数月里，全国除西藏、新疆地区外，纷纷表态采用北京时间作为标准时间。
也就是说，人民政府在统一大陆之际，顺手就完成了旧中国花了四十余年也没完成的统一时间的任务，北京时间也就诞生了。
皇上再也不用担心对表的问题，只不过皇上早就没了。
参考资料：
郭庆生：《中国标准时制考》，载《中国科技史料》，2001（3）
郭庆生：《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载《中国科技史料》，2003（1）
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载《史林》，2005（4）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