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摩登中产，作者刘爱萌。
真希望这只是个故事，可它真实得让我不寒而栗。
一
嘶吼声从喉间冲出，字句一片模糊。吴宇面前的医生摇摇头，眼神怜悯。
在这间北京著名医院，每个人的命运如过山车起伏不定。吴宇被甩下车，手里攥着那张检查单。
检查项目有十多项，总价2000多元，从第一项检查开始，叹息声就不绝于耳。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再测一遍吧”。
最终结果，原发性青光眼，晚期。
医生说，以他的年龄，失明将不可避免。
延迟失明的方法只有手术，在眼球上划一刀，降低眼压。因为伤口总会愈合，每隔半年就要手术，即便这样，失明也终会到来。
吴宇的第一次手术安排在春节后，医生说，成功可能性只有60%。
吴宇今年33岁，这是他来北京的第十年。
他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资深设计师，拥有30多万的税后年收入，一座东五环的房子，以及即将组建的家庭。
他对眼疾毫无防备，来医院也不过因公司体检时，医生提醒他去复查下眼睛，“可能有点问题”。
“如果是早期，早一点发现，都还有办法。”
四年前，吴宇曾感到头痛，眼睛发胀，检查了颅内、心脑血管以及肾脏，只查出血压稍高。他的视力并无异样，医生也没有考虑过眼睛。
那是他最拼命的阶段，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直接睡在就职公司的沙发上。
而今一切后悔莫及。他无法盯着电脑超过二十秒，屏幕上的文件夹总在跳动，如同打地鼠游戏中的挑衅的鼹鼠。他看不清迎面来人的模样，“只有一个影子匆匆而过”。
就诊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1日。医生嘱咐他，“如果遇上急性发作，失明可能就在明天。”
离开医院时，天色灰沉。吴宇第一次觉得，能看见雾霾，也是一种幸福。
二
世界如纸糊一般，轻轻一戳，就露出本来面目。
原计划中，元旦时他要带女友回山东老家见父母，确定婚期。
为迎接来自北京的准儿媳，老人重新装修房子。他的卧室成了婚房，那张小学时代的单人床，早早换成双人床。
女友是北京人。两人相恋一年，感情甜蜜。
“她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确诊时，吴宇声嘶力竭质问医生，女友在一旁劝说：大喊大叫没有用，你要冷静。
回来后，女友把治疗的每一步写在纸上：几点的时候眼压最高，该吃什么药，四种眼药水的使用顺序……每个环节都划出重点。
可俩人婚事和未来，就此模糊起来。
他希望女友能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把选择权交给了她：你自己做决定。
好友笑他幼稚，“永远不要考验人性。”
一周后，女友哭着打来电话，家人反对两人继续在一起，希望她还是先陪着吴宇看病。
话虽委婉，但已表明去意。当然离开前，女友留下一封信，写满柔情。
原本稳定的职场，也陡然生变。
年前曾有几家大型公司希望挖他，薪酬丰厚，他还在犹豫。他打算再过几年，开一家自己的设计公司，并在40岁时，实现财务自由。
患病后，他本想向公司隐瞒病情，但哪有不透风的墙。
因为这场大病，他找到公司保险业务线的同事，咨询重疾险的事宜，得知一旦查出病情就难以申请。
后来，公司知道了他的病情，他成了反面教材，身边的亲友开始惊恐地购买保险。
吴宇比较担忧的是，目前公司还没有出台处理此事的方案。
吴宇了解过一些其他公司的案例，有些公司会启动应急制度，来帮助员工。
事实上，公司是否关怀重疾员工，并无相关法律强制，只有在劳动法中，规定了比较模糊且极低额度的医疗保障和病假工资。主动权在于公司。
他查阅过劳动法，病假期间工资按照北京市最低收入标准，2000多元。而吴宇目前每月医疗费已不止这些。
他的父母是小县城国企退休职工，每月退休金加在一起不到3000元，母亲患有糖尿病，长期寻医用药。去年年初时，他在五环外买了套房，存款全交首付，尚未入住，每月房贷9000多元。
黑暗一步步临近。他蜷缩在出租屋的床上，窗外光影繁华，但已不愿再看。
他发微信说，我好害怕。
三
他租住处的沙发墙上，有一张巨大的、表情严肃的希特勒头像。一次喝多后回家，他用水彩笔在上面添了个对话框：“善念是最好的相伴”。
而今，他不知道与谁相伴。
他一度以为，十年来，他用房子、收入、爱情和户口，已将人生砌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2006年来到北京，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就职，月收入只有1800元，在劲松的房租就要占去大半，除了生活费，剩下的钱都寄给了父母。
在北京房地产飞速发展的那几年，他接下数不清的房地产广告设计项目订单。他在商业设计圈渐渐有了口碑和名声，收入也水涨船高。
他形容做乙方的日子，“驴一样的苦逼干活，还得怀揣像样的大脑去洞悉和思考”。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大型保险公司，终于熬成了甲方，焦虑感却并未消失。
吴宇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赚钱是唯一能缓解不安的方式。”
与初恋分手后，他谈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女孩一上来都问：“你有北京户口么？”这让他对北京户口充满迷恋。
“你也许觉得很可笑。”他说，“但未来孩子的上学问题、买车摇号甚至家电补贴，包括现在的滴滴专车司机，北京户口优势太大了。”
当一切轰然崩塌，他悲哀地发现，什么都没有用，他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我并没有多强大，我倒下了，就全完了。”
十年在眼前飞逝而过，他想起椰树摇摆的母校，想起寒冬挤车的苦涩，想起同学会上鬓脚已苍的同学们，叹息生活好累，想起他原来所在的，那个衣冠楚楚满怀梦想的世界。
只需一步踏空，大都市的反面，原来是深渊。
他加入了一个200名青光眼患者的QQ群，群名叫“青帮”，已经或即将失去光明的人，小心翼翼地取暖。
此前他经常做盲人按摩，聊天时格外谨慎，从不敢问对方失明原因。但在这个群里，大家分享遭遇，互相鼓励，能让他有一点悲凉的安慰。
尽管有朋友推荐，但他现在仍没勇气看一些描述失明后，如何与黑暗相处的书籍。除了小学时就读过的、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或许我不会等到那一天。”
他现在最想知道失明的确切时间，他会提前卖掉房子，把钱留给父母。然后去知乎“绝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提问下，写下自己的经历。那是他在光明世界的最后表达。
他有点遗憾，他本该回答一些设计类的有趣问题，认真写的第一帖，却是告别。
他想好了标题，就叫“晚安，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