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即将失明的北京中产和他遭遇的荒唐世界


本文转自摩登中产,作者刘爱萌。

真希望这只是个故事,可它真实得让我不寒而栗。

嘶吼声从喉间冲出,字句一片模糊。吴宇面前的医生摇摇头,眼神怜悯。

在这间北京著名医院,每个人的命运如过山车起伏不定。吴宇被甩下车,手里攥着那张检查单。

检查项目有十多项,总价2000多元,从第一项检查开始,叹息声就不绝于耳。

“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再测一遍吧”。

最终结果,原发性青光眼,晚期。

医生说,以他的年龄,失明将不可避免。

延迟失明的方法只有手术,在眼球上划一刀,降低眼压。因为伤口总会愈合,每隔半年就要手术,即便这样,失明也终会到来。

吴宇的第一次手术安排在春节后,医生说,成功可能性只有60%。

吴宇今年33岁,这是他来北京的第十年。

他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资深设计师,拥有30多万的税后年收入,一座东五环的房子,以及即将组建的家庭。

他对眼疾毫无防备,来医院也不过因公司体检时,医生提醒他去复查下眼睛,“可能有点问题”。

“如果是早期,早一点发现,都还有办法。”

四年前,吴宇曾感到头痛,眼睛发胀,检查了颅内、心脑血管以及肾脏,只查出血压稍高。他的视力并无异样,医生也没有考虑过眼睛。

那是他最拼命的阶段,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直接睡在就职公司的沙发上。

而今一切后悔莫及。他无法盯着电脑超过二十秒,屏幕上的文件夹总在跳动,如同打地鼠游戏中的挑衅的鼹鼠。他看不清迎面来人的模样,“只有一个影子匆匆而过”。

就诊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1日。医生嘱咐他,“如果遇上急性发作,失明可能就在明天。”

离开医院时,天色灰沉。吴宇第一次觉得,能看见雾霾,也是一种幸福。

世界如纸糊一般,轻轻一戳,就露出本来面目。

原计划中,元旦时他要带女友回山东老家见父母,确定婚期。

为迎接来自北京的准儿媳,老人重新装修房子。他的卧室成了婚房,那张小学时代的单人床,早早换成双人床。

女友是北京人。两人相恋一年,感情甜蜜。

“她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确诊时,吴宇声嘶力竭质问医生,女友在一旁劝说:大喊大叫没有用,你要冷静。

回来后,女友把治疗的每一步写在纸上:几点的时候眼压最高,该吃什么药,四种眼药水的使用顺序……每个环节都划出重点。

可俩人婚事和未来,就此模糊起来。

他希望女友能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把选择权交给了她:你自己做决定。

好友笑他幼稚,“永远不要考验人性。”

一周后,女友哭着打来电话,家人反对两人继续在一起,希望她还是先陪着吴宇看病。

话虽委婉,但已表明去意。当然离开前,女友留下一封信,写满柔情。

原本稳定的职场,也陡然生变。

年前曾有几家大型公司希望挖他,薪酬丰厚,他还在犹豫。他打算再过几年,开一家自己的设计公司,并在40岁时,实现财务自由。

患病后,他本想向公司隐瞒病情,但哪有不透风的墙。

因为这场大病,他找到公司保险业务线的同事,咨询重疾险的事宜,得知一旦查出病情就难以申请。

后来,公司知道了他的病情,他成了反面教材,身边的亲友开始惊恐地购买保险。

吴宇比较担忧的是,目前公司还没有出台处理此事的方案。

吴宇了解过一些其他公司的案例,有些公司会启动应急制度,来帮助员工。

事实上,公司是否关怀重疾员工,并无相关法律强制,只有在劳动法中,规定了比较模糊且极低额度的医疗保障和病假工资。主动权在于公司。

他查阅过劳动法,病假期间工资按照北京市最低收入标准,2000多元。而吴宇目前每月医疗费已不止这些。

他的父母是小县城国企退休职工,每月退休金加在一起不到3000元,母亲患有糖尿病,长期寻医用药。去年年初时,他在五环外买了套房,存款全交首付,尚未入住,每月房贷9000多元。

黑暗一步步临近。他蜷缩在出租屋的床上,窗外光影繁华,但已不愿再看。

他发微信说,我好害怕。

他租住处的沙发墙上,有一张巨大的、表情严肃的希特勒头像。一次喝多后回家,他用水彩笔在上面添了个对话框:“善念是最好的相伴”。

而今,他不知道与谁相伴。

他一度以为,十年来,他用房子、收入、爱情和户口,已将人生砌成坚不可摧的堡垒。

2006年来到北京,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就职,月收入只有1800元,在劲松的房租就要占去大半,除了生活费,剩下的钱都寄给了父母。

在北京房地产飞速发展的那几年,他接下数不清的房地产广告设计项目订单。他在商业设计圈渐渐有了口碑和名声,收入也水涨船高。

他形容做乙方的日子,“驴一样的苦逼干活,还得怀揣像样的大脑去洞悉和思考”。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大型保险公司,终于熬成了甲方,焦虑感却并未消失。

吴宇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安全感。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赚钱是唯一能缓解不安的方式。”

与初恋分手后,他谈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女孩一上来都问:“你有北京户口么?”这让他对北京户口充满迷恋。

“你也许觉得很可笑。”他说,“但未来孩子的上学问题、买车摇号甚至家电补贴,包括现在的滴滴专车司机,北京户口优势太大了。”

当一切轰然崩塌,他悲哀地发现,什么都没有用,他能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多,“我并没有多强大,我倒下了,就全完了。”

十年在眼前飞逝而过,他想起椰树摇摆的母校,想起寒冬挤车的苦涩,想起同学会上鬓脚已苍的同学们,叹息生活好累,想起他原来所在的,那个衣冠楚楚满怀梦想的世界。

只需一步踏空,大都市的反面,原来是深渊。

他加入了一个200名青光眼患者的QQ群,群名叫“青帮”,已经或即将失去光明的人,小心翼翼地取暖。

此前他经常做盲人按摩,聊天时格外谨慎,从不敢问对方失明原因。但在这个群里,大家分享遭遇,互相鼓励,能让他有一点悲凉的安慰。

尽管有朋友推荐,但他现在仍没勇气看一些描述失明后,如何与黑暗相处的书籍。除了小学时就读过的、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或许我不会等到那一天。”

他现在最想知道失明的确切时间,他会提前卖掉房子,把钱留给父母。然后去知乎“绝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的提问下,写下自己的经历。那是他在光明世界的最后表达。

他有点遗憾,他本该回答一些设计类的有趣问题,认真写的第一帖,却是告别。

他想好了标题,就叫“晚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