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来，北欧诸国很好地承担了“社会制度试验田”的伟大角色。
夹杂于CES繁芜的科技资讯中，来自芬兰的一条新闻易被忽视：芬兰政府从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补贴的人里随机抽出2000人，从今年1月1日开始的两年里，每月会给他们每人发560欧元（约4077元），这笔钱无需交税，也不会影响其余任何福利，他们完全可以待在家中靠这560 欧元节衣缩食——芬兰政府表示，若实验效果不错，会虑将受众扩大到全芬兰的成年人。
这也让芬兰成为整个欧洲第一个尝试无条件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制度的国家（瑞士政府之前提出议案，但在公投中遭到否决），即按月领取一份保持“起码生活水准”的补贴，且不以任何形式的工作或其他社会贡献为条件。
懒汉们的天堂与福音？你当然可以这么说，毕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教诲言犹在耳：“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可以承受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但这更像工业时代人力宝贵的佐证——剖视价值光环的现实一端，自由主义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是，率先进入工业化国家的人力资源更值得珍视。
但如今，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论调已了无新意，令保守派窘迫的是，倘若未来一定会大面积失业，那么“福利社会”就无可避免。在罗斯福发表上述言论短短数十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乔·伊托和《连线》总编辑斯科特·达蒂齐采访时表示：“统一发放收入是否正确，这是否会获得民众的广泛接受，将成为今后一二十年的辩论话题。”
相比于时光给予社会的缓存期，技术的发展好像太快了。作为这一轮科技浪潮的舵手之一，伊隆·马斯克就对福利社会的降临有着冷峻的认知，在他看来，“得益于自动化技术发展，我们最终很可能会获得统一的基本收入，或者类似的收入模式。我不确定人们还会做其他什么事情，但我认为这终究会成为现实。”
经济学家则按照纳税额占GDP的比例，计算出了政府发放基本补贴的具体数额：据《经济学人》一篇文章分析，美国政府每月为每人支付的基本收入应该为525美元；而中国按照2015年的数字计算，大约应该为108美元。
负责芬兰社会福利的官员表示，普遍基本收入是为了消除失业者的“不利因素”，减轻他们对“失去某些东西”的恐惧感——但这更多是给予一小部分落魄分子的抚慰。在不少严肃学者眼中：在未来也许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工作（“越有钱的人越忙，越忙就越有钱”的收益递增苗头早已显露），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本身就是一间没有高墙的监狱，依靠政府每月的固定圈养过活；工作赋予人类的附加价值——荣誉感，责任担当，勤奋，协作能力，将不复存在；他们将沉浸在虚拟现实的快慰中，如实验白鼠一样在电极的刺激中衰老并死去。
那么，未来的“福利制度”会有如此不堪么？
福利社会的先兆
先来看现实。
用美国来举例，从数据上，宏观经济的繁荣并未改善大多数家庭的生活，1980年至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甚至略有下降。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恩赐对象只有富人。
万维刚曾在专栏中转述了某位美国学者的观察，大概是，科技致使整体工作数量不断减少，这个无需赘言，关键是后两点：第一，美国现在失业率6%左右，但问题是许多不是什么“好工作”，四分之一“有工作的”成年人的收入甚至低于贫困线；第二，更触目惊心的是，美国已然是个福利国家，1959年以来，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收入类型是政府转移支付，所有家庭收入总和之中有20%是政府转移支付，如果没有这笔转移支付，一半有工作的美国人会陷入贫困。
而当不少人还在为技术抢走“坏工作”低声哀怨时，它却近一步展示着自己的雄心勃勃，大肆吞噬一些中产阶级的工作。譬如最近，一家日本保险公司从2017年起用沃森程序管理器“Watson Explorer”替换34名人身保险索赔工人；如《哈佛商业评论》所言，沃森这样的人工智能有望改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譬如保险和金融，因为许多工作可以“由可以编入标准步骤的工作和基于完全格式化数据的决策组成。”
在一些社会学家眼中，人工智能对社会的最大挤压，是作为“脊梁”的中产阶级被挖空，他们渴望社会稳定，掌握大量专业知识，从事归属大脑“慢系统”的工作——而这最为人工智能所擅长，正如霍金在《卫报》一个专栏中写道：“工厂自动化已经让众多传统制造业工人失业，人工智能的兴起很有可能会让失业潮波及到中产阶级，最后只给人类留下护理，创造和监督工作。”
而在未来，谁又能笃定地说，机器会不擅长护理，创造和监督工作呢？
被圈养的人生
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知识精英曾有几次错怪了机器与工作的关系（比如工业人口对农业人口的大面积替代），于是乐观地凝练了如下“共识”：陈旧的低技能工作被取代后，崭新的高技能工作便破茧而出，这便是人类进步的脚注。
令人遗憾的是，虽提振士气，但它不是牛顿定律，也不是自然选择，《未来简史》作者赫拉利就认为，拜机器所赐，人类社会将诞生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对经济和军事都毫无用处的阶级——简称，无用阶级。也正因如此，历史反复上演的“率先惠及到一部分人的技术，一定会惠及到所有人”的故事或许将不再重现，赫拉利举了一个令人不适的例子：“医疗之所以被普及，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嗯，社会不平等早已是横亘在科技，经济以及人文领域之间的死角。几乎可以肯定，人类社会阶层撕裂的趋势不可逆转，这种焦虑正是右翼势力崛起和民粹主义显灵的最大原因之一。
不可逆的社会撕裂终会被多数人意识到，那该如何维持社会稳定？
未来已来——圈养。芬兰政府普遍基本收入制度也许将会复制到全球，美国也将如此，在混沌巡洋舰一篇文章的逻辑中：“民主党的方法是强迫资方为大多数人没有价值的行为去付工资，用税收为不工作的人提高消费能力，凭空创造出一些奇怪的服务业需求，然后用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来把生产能力盈余输出出去。由于这样的行为是不鼓励生产进步的，于是民主党又用公共科教开支来促进技术的发展，用宽松货币政策来逼着资本投入再生产。总体来说是全力促进科技和资本把中产阶级分化掉，一部分向上，大部分向下，然后把底层人民用福利圈养起来，期待他们温暖的凋零。”
当然，之所以温暖，正在凋零的人们或许要感谢技术。就像《黑客帝国》描述的那样：两颗药丸摆在面前，红色，在现实世界苟活；蓝色，在虚拟世界快活。未来，无用的人们——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或许将通过药丸和虚拟现实技术，得到宽慰，得到快慰。雷·库兹韦尔就曾预测：未来纳米机器人有可能与大脑神经元自由交互，彻底构建出一个完美的虚拟现实体验，让个人拥有上帝一般的存在感。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李北辰/文（知名科技自媒体，致力于用文字优雅的文章，为您提供谈资与见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