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
“士”的产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描述的虽是天下人来来往往争相追逐货殖之利的热闹场面，但用来概括战国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财富的追慕，亦妥妥帖帖。
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时代近300年的酝酿，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在制度、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展露出了新气象。
由于战国群雄并立，彼此争战不已，因此，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富国强兵，而纷纷在制度上进行变法改革，有雄心的君主们都有一个强国梦：魏国任用李悝进行变法，楚国任用吴起进行变法，韩国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齐国用邹忌进行改革，秦国则任用商鞅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
各国的变法与改革，首先催生了官僚制度，其最大特点表现在官员的选任上。在这之前的春秋时代为贵族政治，各级官职都由诸侯、卿、大夫、士这些等级分明的贵族担任，并赐封他们土地及其人民，遂成“世官世禄”。
世袭的贵族们担任各级官职并享有所封采邑的收入，势位与财富一体，普通平民虽有才能也无由染指——血缘才是硬道理。
但战国时，君主不再以血缘而是以才能来选任官员，商鞅变法规定，过去的贵族若无能力建立功勋将不再被承认是贵族，爵位与封赏只赐予那些能在战场上砍下敌人脑袋的人。
更重要的是，被选任的官员不再像春秋时代那样被赐予土地与人民，而是施行俸禄制——给他们发工资，例如在秦国，工资最少的，“岁俸不满百石”，即年薪还不到一百石，多的则可达五六百石。
《荀子议兵篇》中称这种方法为“佣徒鬻卖之道”，也就是说君主和臣下之间变成了一种雇佣买卖关系，正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中所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
这一制度的先进性在于，从此作为雇主的国君可以随时让那些政绩不佳、考核不及格的官吏走人，对那些卖力的臣子，则赏以闪亮的黄金作为奖励。这样君主可以最大程度地控制臣下，更灵活地选贤任能，把官僚的任用和罢免权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其次，制度上的变革，尤其是其中有关生产和经济的制度变革，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李悝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商鞅制定了大力提倡农业耕织的政策，再加上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因此，更多的粮食被生产出来。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吕氏春秋上农》），这使得当时的粮食和社会财富，已可以用来养活更多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闲人”。随着物资的丰富与财富的积累，商业活动在战国时期也兴盛起来。
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人富可敌国，势力可与王侯抗礼。经济与商业的发展，亦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思想的繁荣，于是有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他们成为被称为“士”的这一阶层的主体。
战国新的士阶层的产生，与春秋贵族等级社会的解体、战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彼此流动，都直接相关。“士”原本隶属于统治阶层，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在春秋末期，贵族政治衰落，“士”阶层出现了上下流动的现象。
一方面没落的贵族及其后裔失去了官爵和封邑，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生存，沦落为士；另一方面由于学术、教育在民间起，思想与知识不再为贵族所垄断，使得普通的平民也能借此获取富贵，上升为士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被称为“诸子”。
对“利”的态度
战国时期官员选拔任免制度的变革，为普通人提供了通过仕宦而获取富贵的机会。面对君主俸禄的召唤，面对权势与财富的诱惑，身负思想与知识的士人阶层，对仕宦之“利”的态度却人各不同。
商鞅离开魏国求仕于秦国，为了得到秦孝公的任用，一方面结交阉人景监，另一方面向孝公倾其所怀之货——帝道、王道和霸道，多次察言观色后投孝公所好，遂将霸道高价贩卖出去。
然而细读《史记商君列传》，可知商君本意原不以霸道为尚，但在利禄之前竟尽弃己说。此后，商鞅带兵与魏国交战，竟然利用他过去与魏国统帅公子卬的朋友之信，欺杀魏军，背信弃义。
在商鞅看来，只要有“利”，就可以不择手段去攫取。商鞅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不仅封邑十五，而且在秦国为官，秦人畏之甚于畏君，势位富贵可谓极矣！
作为法家的另一人物韩非，对商鞅之道也十分认同，还进一步发展了“好利”理论，他认为好利是人的天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只剩下了利益关系：“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韩非子备内》）
韩非认为不仅一般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即便是父子、夫妻、君臣之间也是如此，彼此之间都是功利算计的利益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然而，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国带来利吗？孟子却回答说：“王！何必曰利？”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君、大夫、士庶人都一心逐利，那这个国家离危亡也就不远了。但孟子也不是空手而来，他是带着仁义而来的，不过他不投君主所好，不屈身委己，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仁政学说，若有君主用之则留，不用则走，一身浩然之气。
这让我们看到了和法家不一样的仕宦理念。这在儒家其实自有渊源，子曾经曰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追求富贵本身并没有错，但手段和途径必须正当。
上述不同的态度，倒也并不完全是学派不同所致，即便儒家之中，也有“君子儒”，有“小人儒”，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战国的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整体上已开始凸显出一些自己独特的精神与文化尊严，《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宣王召见士人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斶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
富贵的诱惑并非对所有士人有效，优厚的俸禄也不能买到一切，士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已有超出金钱之外者。正如郭隗先生对燕昭王所说，君主如何对待士，决定着士如何回报君主，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一》），如果“君垂爵禄以与臣市”，用钱买来的，只能是奴仆。
俸禄制下的雇佣固然为君主随意任免官员提供了便利，但雇员也有了随时跳槽的可能，更高的势位，更多的俸禄，都可以使臣轻背其主，形成了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所说战国“士无定主”的情形。
战国各国的开放，对人才的公开招募，权贵的养士之风，都加剧了这一现象。这在士阶层中的另一群体“纵横家”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些纵横游说之士，凭借自己的阴谋诡计和不烂之舌，求售于君主，游宦于各国，朝为秦，暮则为楚矣，利之所在，则身之所在。
这些人在位时，看重自己的一己之利，远甚于国家之利，例如赵国的李兑，秦惠王时期的张仪，秦武王时期的甘茂，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范雎，往往利用国家的力量为个人攫取私利，扩大自己的私人领地。
正因如此，这一群体的士人，在当时就有着恶劣的名声，在后世也常常为人所轻。当时的孟子，就把公孙衍、张仪这些纵横家之辈对君主、权势的迎合与顺服，斥为妾妇之道。
孟子认为，为了富贵而毫无原则地顺服与低头迎合，并不是真正的大男人（大丈夫），孟子说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当是这样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出淤泥而不染的苏秦
不过，纵横家中也有一人出污泥而不染，他就是苏秦。其人本洛阳一平民，但既不种地也不做生意，而是勤奋读书学习游说之术。
尚未成功之时，遭到了兄弟妻嫂的鄙视，而一旦成功获取富贵之后，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为此苏秦由衷感慨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纠正了过去文献记载苏秦事迹的不少错误，揭示出苏秦和其他纵横家的不同，他一生却只有一个雇主，那就是燕昭王。
无论苏秦仕于何国，位居何位，其真实目的都是在为燕昭王的兴燕复仇事业做贡献，且最终为之献身——在齐国以间谍罪被车裂而死。使得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也为苏秦唏嘘不已：“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对苏秦来说，君臣之义已高于一己私利。
商鞅、孟子、苏秦虽在仕宦上各有自己的持守，但热衷于仕宦一途则完全相同。难道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当官吗？当然并非如此。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庄子的故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道家虽也讲君人南面之术，但作为个体生命的庄子，面对千金与卿相，却选择终身不仕以快其志，宁愿居处于泥水之中。对于庄子的人生来说，千金与卿相是一种羁缚，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庄子看来，个人的精神自由与愉悦，比富贵要重要得多。
（作者：何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