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德国西门子集团东京分公司一个名为卡尔·里希特的员工。里希特虽然职务不高，但身为打字员的他却能够接触了西门子公司与日本政府各类交易的核心机密。微薄的薪水和离乡背井的生活，令里希特逐渐产生了从中渔利的想法。1913年11月，里希特从西门子公司离职，随手便带走了几份文件。而里希特刚刚离开日本，一份索价2.5万日元的勒索信便出现在了西门子东京分公司的邮箱之中。西门子集团方面虽然知道里希特手中这几份文件非同小可，却不甘心花钱消灾。于是里希特刚刚回到国内，便被德意志帝国的秘密警察所控制，不久便扭送柏林地方法院，以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但就在西门子集团高层认为事情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之时，又一份勒索信接踵而来。
这次来要钱的是英国路透社记者安特鲁·普雷。路透社早就对日本政府与西门子公司的各项交易颇为留心，只是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才无从展开调查。而里希特一离开西门子公司，普雷便与之展开接触，用250英镑买下了那批西门子公司的秘密文件。普雷身为英国记者，更对文件进行了整理和加工，开价自然要比里希特高一点，西门子公司和日本政府只能与之讨价还价，最后以5万日元买下这些报道。普雷拿了钱倒是大方的把报道和文件一烧了之，但路透社方面却不愿就此收手。1913年12月23日，伦敦路透社以特别电讯稿的形式大肆报道了里希特在柏林受审的情况。到了此时西门子公司和日本政府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空前巨大的“新闻碰瓷“事件。
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国内工业体系日趋发达，各型主力战舰不仅完成了自主研发，国产化率也不断提升。但虽然战舰所需之锅炉、主机、主炮，日本均可自行生产，可先进的电气系统却依旧有赖于进口，而德国西门子公司在这一领域不仅是各中翘楚，更对日本没有英、美那般设置技术壁垒，日本海军与之订立巨额采购合同也在情理之中。贿赂、回扣在各国军备采购之中更属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西门子公司与日本军方自然有些“猫腻”，但其不惜将自己的雇员告上法庭，花重金赎回报道一烧了之的做法，却给了关注此事的西方媒体、日本国民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一时之间各种流言四起，甚至有人说西门子公司曾以箱为单位向山本权兵卫送钱。长州藩也趁势在议会中对萨摩藩发难。一时间山本权兵卫及海相斋藤实似乎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人大跌眼镜。日本海军高等军法会议传唤与西门子公司业务往来中的几位关键人物——海军舰政本部造舰部部长藤井光五郎、部员泽崎宽猛、铃木周二，却没有得到海军与西门子公司蝇营狗苟的证据，反倒查出藤井光五郎及其前任松本和均有从英国维克斯公司接受过巨额贿赂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藤井光五郎出身于长州藩的外围——播磨藩，老婆是陆军大佬土屋光春的千金，二哥藤井茂太是日军的野战炮兵总监。松本和早年则是德川幕府的旗本武士，两人均非萨摩藩在海军的核心成员。因此此次“自查自纠”，不仅没有厘清事件真相，反倒有萨摩藩趁势打击异己之嫌。有遭受愚弄之感的日本民众随即于1914年2月10日云集于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圣地”——东京日比谷公园，以“廓清海军”之名要求山本权兵卫下台。日本政府虽然予以镇压，但群情激奋的日本民众早已习惯与警察的冲突。当天愤怒的群众冲破封锁线，在政友会总部和中央新闻社大肆打砸。
从表面上看，“廓清海军”运动与此前的“日比谷烧打事件”及一年前逼迫桂太郎下台的“护宪运动”别无二致，但是民众的矛头却由此前的“萨长同盟”、长州藩为代表的陆军势力，转向了与政友会同盟的萨摩藩海军寡头。这样的转变固然有隐居幕后的山县有朋等长州藩大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推手，但更多的动力来自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国民在沉重的军备压力下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在他们的眼中无论是“萨长同盟”还是西园寺公望为代表的公卿及立宪政友会，均属于置黎民百姓生计于不顾的政坛门阀，均应予以打倒。
▲山县有朋
3月24日，迫于舆论和海军军费被大肆削减的双重压力，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了。此时“萨长同盟”可谓正式撕破脸皮，陆军、海军中弥漫的对立情绪，甚至令西园寺公望为代表的公卿有了一种重见武士时代的源氏、平氏相争之感。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气氛中，首相的宝座也成了烫手的山芋。在西园寺公望明确拒绝组阁的情况下，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养子德川家达一度成为了热门人选，隐然有“萨长腐败，人心皆思江户”之感，可谓是对明治维新最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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