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对于燕国的压迫，发生了一件被众多文史学家大书特书，可是在战略上却不值一提的事件——荆轲刺秦。
关于这次刺杀事件的细节，早已养活了一大堆说书人、演员和导演，这里无须多加赘述，我们只需要知道两点就足够了：
第一，这次刺杀其实更像是一次私人复仇行动。
燕太子丹和幼年时的秦王政都曾在赵国做质子，之后太子丹又到秦国继续做质子。在这段时期，太子丹并没有享受到作为秦王故人所应有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逃离了秦国。
在春秋战国时代，质子本质上就是两国签署盟约之后的一笔特殊的“保证金”。在太子丹赴秦国做质子的时候，列国之间的战略均势早已不复存在。自然，燕国的质子也就不再有太多含金量，太子丹看不到这一点，却巴望着凭借故人的身份给自己获得礼遇，其眼界之低、格局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荆轲刺秦王
逃回燕国以后，在面对秦军兵锋之前太子丹原本还有数年时间，可他内不搞整肃，外不搞合纵，却把宝押在“行刺”这种豪赌上。
退一万步说，即便侥幸得手，除了太子丹会感觉很解气之外，这种行动对大势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体制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君王首先是秦法权威性的来源，而并非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唯一核心。
秦武王荡就是意外死亡，而且当时秦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还远不如战国后期，但也并没有让秦国的国势发生逆转。相反，为先君复仇这个口号可以最大限度地帮继任者凝聚人心，届时燕国只可能死得更惨。
至于荆轲，无论后世文人如何将其装饰得慷慨壮烈，但其本质上无非就是一个刺客。他所忠于的，一个是太子丹个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一个是豪侠的虚名——春秋、战国时代，甚至一直到汉代，侠客文化一直带着几分自由主义的味道，他们始终把挑战权威当成一种最高的荣誉，所谓“侠以武犯禁”就是这个意思。
一句话，这里面有私仇、有私忠、有私利，唯独没有的就是对邦国社稷的考虑。其背后所反映的，无非是一个贵族集团的昏聩。
▲荆轲，战国时期著名刺客
第二，至少在刺杀行动发生之前，秦王政对于统一天下，还是抱有一点“和平解决”的幻想的。
燕国“献给”秦国的督亢，是燕国易水之北、蓟城之南的最为丰腴的平原丘陵地带。
燕国的疆域，差不多就是如今的河北省北部、山西省东北部一角以及辽宁省南部。
在当时，辽东地区由于气候因素，农业尚未开发，仅仅可供渔猎，而燕国内陆部分的土地大多是由山西黄土高原冲积下来形成的，属于次生黄土，地力远不如真正的黄土地，唯一的例外，就是南部的督亢。
也就是说，督亢其实是燕国的经济命脉，割让这里事实上与举国投降无异。
从史书上记载的秦王设“九宾之礼”来接见荆轲来看，秦国对这次外交活动是极其重视的，因为这意味着华夏的统一进程，由此有了和平解决的先例，如此一来，秦国所要付出的“账目成本”将大大减少，但代价是“机会成本”将随之增大——和平解决，必然意味着要保留六国贵族必要分封地以及特权，那么未来的中国就必然要处于一种长期的“一国两制”状态。
而在当时来看，秦王政是准备接受这个代价的。
所幸的是，那把猝了毒的匕首彻底地打破了秦王政的这点幻想——天下一统只能是打出来的，也只有打出来的统一，才有真正牢固的根基。
正是后来一场接一场的统一战争，彻底打破了西周以来贵族封建统治的基本框架，这才为后来中华的大一统，打出了一副牢不可破的骨架。
在这次刺杀闹剧最终以失败落幕之后，后面的故事变得几乎毫无悬念。
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军在王翦、辛胜的率领下，从赵国故地向东北开进，秦国灭燕国之战正式打响。燕国人给了秦人一个大大的惊喜：与代国组成联军，在易水以西与秦军展开战略决战。
原本秦国决策层最担心的是燕国贵族与匈奴结盟后向北逃窜（当时燕国太傅鞠武极力向太子丹主张这个方案），如此一来，必然会在未来秦帝国的北境形成长期无法根除的边患。
如今一支弱旅加一支残破之师主动展开战略决战，这自然是秦人求之不得的。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决战地点竟然在易水河以西，这又让秦军省去了渡河的麻烦。
▲燕国，战国七雄之一
结果毫无悬念，秦军打败燕、代联军，次年（公元前226年）王翦率军一举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市西南），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往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省浑河），再败太子丹残部，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
燕王喜斩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位于辽阳市的太子河就是由此得名），以此向秦国乞和，这个请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但是鉴于燕国残存势力已经不能再翻起任何风浪，秦军还是停止了进攻，转而把主力南调，开始了灭魏、灭楚的进程——最早的灭韩之战对各个诸侯国的刺激还不大，但是在赵国被灭之后，秦国的战略意图已经表露无遗，因此之后的灭国进程必须加快，以避免剩下的诸侯国再次合纵抗秦。
在灭掉魏国、楚国之后，躲藏在辽东地区的燕国残存势力最终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被秦军彻底消灭，燕王喜被秦军俘虏。
○摘自《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北京出版社授权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