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从一个“权”字说起，确切地说是从“权利”与“权力”这两个词说起。
这两个词如果搞清楚了，不敢说全部，但这个世界的基本轮廓，也就差不多可以看清楚了。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权利”与“权力”：你去做你喜欢的事，这叫作“权利”；你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的事，这叫作“权力”。
放到国际范围之内，拥有足够多的“权力”保障自己实现最大限度“权利”的，就叫作强国，而将此做到极致的，一般则被称为“帝国”。
“权利”无须多说，说到“利”你自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关键是你是否有能实现它的力量。给“权力”来分个类别——权力远不是印章和红头文件那么简单。
先来做这么一道题：问怎么能让猫吃辣椒呢？
⊙方法一：摁住猫，硬塞进它嘴里去；
⊙方法二：如果那只猫比较能折腾的话，把辣椒裹在鱼里，骗猫吃下去；
⊙方法三：又如果那只猫还很聪明，不吃加了料的鱼，那索性就把辣椒面涂到猫屁股上，然后它自己就不得不用舌头舔干净。
让猫吃辣椒，也就是让它做不喜欢的事情。
把这个题放到这三四百年来的国际社会。
1、
第一种方法，对应的就是暴力权，放到国际问题上指的就是你的军事力量，这个基本就是硬碰硬的路线，简单、直接、粗暴但短期内非常有效；
2、
第二种方法，我们叫它制意识形态权，人肯定是要有精神层面的东西的，如果一件事情符合他所信的东西，那么即便一件事长远看有悖于他的国家以及他本人的实际利益，很多人也依然会去做的，在他们的头脑中对此根本不会存在逻辑思考的问题（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如此行事的人中，多数恰恰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看似有些文化素养的所谓的知识分子）；
3、
第三种方法，在现实中对应的则是经济权，在近、现代社会，准确地说是资（本）权——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工业时代尤为如此，而它也是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在。在国际博弈中，一个弱国面对一个帝国的经济控制权，它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若干“坏选项”中选一个看上去相对不那么坏的，就像猫必须舔掉涂在屁股上的辣椒面一样。
国家间的博弈说到底靠的就是这“三权”，而在一国内部其实存在同样的“三权”——政权（暴力权）、意识形态权和经济控制权。
帝国必然意味着强大，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首先不是看在它的疆域内堆积了多少资源和财富，而是看这个国家“三权”的整合度是否高——三权是互为依托的乘法关系，高度整合，则意味着强大的行动力，一旦拆散了，必然成为互相拆台的除法模式。
有如教科书里所说的那样，人类的近代史始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而第一个全球性的帝国，则是英国。
刨除之间作为过渡阶段的数百年以外，在此之前的近千年的中世纪，也就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整个欧洲别说是帝国，即便是要在本区域内选出一个可以鹤立鸡群的国家都难。
按理说从文明角度说，整个欧洲应该算作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圈子，和我们的中华文化圈应该是同一个层级的概念——所以你在欧洲如果看到不少人能说几国语言根本不用觉得惊奇，他们几国语言之间的差别远小于英语和汉语的差别，中国国内经常走南闯北的人同样会说几种方言（不过欧洲并没有经历过“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彼此之间的语言差别比之中国各个地方之间还是要大得多）。
这里说些题外话：从政治疆域而论，欧洲的“国”理论上说和中国人概念里的诸侯国是一个级别，欧洲的君主绝大多数都只称为“王”，原因就在于此。
他们历史上称“帝”的，除了罗马时代的恺撒，还有就是拿破仑，因为他差一点就一统欧洲做了“欧始皇”，另一个则是德国的威廉一世。
“二战”时纳粹德国自称为“第三帝国”，“称帝”自然是要统一天下的，“第一帝国”自然是神圣罗马帝国，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法也就是欧洲人公认的正朔；第二帝国是指威廉一世时代的德国，也就是说德国打那个时候开始，就继承了欧洲的“正朔”，而这也就是纳粹德国统一欧洲的依据所在。
除此以外，俄国君主一直自称沙皇（“沙皇”这个词其实就是俄语中的“恺撒”），说到底也是在标榜自己是罗马帝国这个“正朔”的继承者。
而从文化上来看，西欧人看俄国人差不多就是春秋时代中原诸侯国看楚国的感觉，俄国人这个举动其实也有较劲儿的意思。
中国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国君通常都称某某公、某某侯的时候，楚人就自称为王——既然你们视我为蛮夷，那我就干脆自称为王，在位置上要压过你们这些公、侯、伯、子、男。
我们总爱说东西方之间的区别，其实去掉表皮，内核部分多数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大伙玩的都是政治、经济、军事这几样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几样东西的原理是不会变的。
问题是我们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大争之世之后，最终迎来的是华夏归为一统，虽然后世依旧数度分裂，但国家统一的基础已经打下来了，怎么折腾最终都肯定要折腾回大一统状态。
可欧洲打中世纪开始一直到如今，都还没跑出中国的战国阶段。
历史上的德皇也好、沙皇也好，包括拿破仑也一样，他们那个“皇帝”本质上和中国历史上王世充、陈友谅之类的枭雄所称的“皇帝”是一回事，称帝主要就是表明一下正统，振奋一下人心，但老天爷肯定不能因为谁称帝了就把统一好的天下送给他。
到了现在，理论上说有了欧洲议会，但其实谁都知道那里最主要的用处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塞在国内混不下去的过气政客的体面的回收站（所以欧洲议会常常搞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议案）。
为何会如此呢？
还是要从前面的“三权”之说来说：我们说欧洲只有“王”没有“帝”，其实说的是没有我们概念中的皇帝，但是自黑暗时代开始，整个欧洲头上却还一直顶着一个“教皇”——西方政治和中国政治在古代最大的区别，恐怕就在于他们是君权、神权二元制，而我们压根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多数中国人很难对教会对欧洲政治、经济的影响有多少感性认识。
我们的历史上只有商代是拜神鬼的，自周开始，中国人就变成了拜祖先，遵循的是一个纲领性的“礼”，而不是具体的教义。
对于神鬼，中国的文化上与其说是拜，不如说是敬——敬而远之。
官方层面，一直敬的是非常抽象的天，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天子，没谁说自个是如来佛或者玉皇大帝派下来的。老百姓虽然为了升官发财、生儿子会去求神拜佛，但我们的文化中并没有西方文化中那种谁是谁分得特别清楚的成体系的神话，管你什么佛家、道家还是别的什么教，能给我“办事”我就拜，事办完了咱就拜拜（先许愿完事还愿，谁敢说中国没契约精神，这合同都已经签到神仙那去了）。
即便是目不识丁的黔首也极少谈得上对什么宗教真正地笃信，前脚拜完佛后脚进道观对我们来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人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实用主义。
?但同样的事情放在欧洲，即便是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放在中世纪这么干，绝对是要闹出人命的。
不要说是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间数百年来彼此杀的血流成河，对欧洲人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即便到了近现代，许多在我们看来应该是绝对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其实也是信上帝的，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个世界。
另一个例子便是感恩节，有的人也许会奇怪，美国人的老祖宗接受了印第安人的恩惠，然后把人家赶尽杀绝，接着又搞这么个节日出来，这思维方式也太奇特了。
其实人家感的是“上帝之恩”，再直白点说，不管这个恩惠来自于谁，在他们看来这皆是上帝的恩惠，而他们是上帝的信徒，理所应当接受（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感恩”其实是忘恩），至于真正的施恩者在这之间的性质其实就如同盛放食物的托盘一样，谁会对一个托盘说谢谢呢？
这其实就是当时欧洲人普遍的思维模式，由此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宗教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而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支部”，其权力之大同样是不难想象的。
西方有句话叫“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其实这里说的“恺撒”是指印在金币上的那个“恺撒”。
这句话的由来是这样的：教民要进教堂和上帝他老人家亲切交谈是要给教堂钱的，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布施，但不同的是，官方发行的印有恺撒头像的金币一进教堂人家是不认的，你必须用教会发行的另一种金币，所以才有“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样的说法。
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教会靠控制意识形态权进一步地获得了部分铸币权……
如此一来，古代欧洲的政治生态就是暴力权分散掌握在众多国王和领主手里，意识形态权则比较集中地掌握在教会手里，而作为农耕时代经济基础的土地，则为教会和国王、领主们所分而据有。
如此一来，单个的国王在面对教会的时候，其实就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欧洲王权的合法性必须需要教会承认才有保障，而教会为了保证不出现足够强大的君权来和教会手里的神权分庭抗礼，自然也会利用自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想方设法避免欧洲出现过于强大的王国，与此同时，教会自身也在不断分裂，这种态势下，当时的欧洲出不了像样的国家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而同时期古代中国就要简单多了，自周开始我们对神鬼就是只敬不信，中国老百姓会为了某个具体的原因去信教，但极少会为宗教而活，也就发展不出西方那种形式的一神教，外来宗教在这片土地上也难成气候。
不管平时拜哪尊神，老百姓最终敬仰的还是天，是天道。
而皇权就是天的唯一代表，因此中国古代帝王起码说暴力权和意识形态权在大部分时候是不可能出现分裂的，中央政府唯一要处理的就是一个对经济资源的统合，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代强盛的帝国基本也就没跑了。
○摘自《看懂中国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北京出版社授权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