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间长，朝代多，据说造反次数之多，频次之密，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毫无疑问造反是个高风险的工作，古往今来那么多人干这个，但成功的无非那么几个，剩下的，都免不了悲惨的结局。在这些失败的案例中，有一例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令人不忍直视：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手握二十多万重兵，却仅仅造了三天的反就失败身死。这大概是史上最悲剧的造反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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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长达三天的造反
公元263年，曹魏发动了对蜀汉的最后一战，十八万大军由三位将军率领，以黑云压顶之势展开了攻击。不久魏国老将邓艾偷渡阴平，直下成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很快邓艾就被人告发有谋逆之嫌，于是此次伐蜀战役的主将钟会派人逮捕了犯罪嫌疑人邓艾，并将其押解北上。
公元264年的正月十五，钟会进入成都。
之后，作为司马昭心腹的钟会给了老板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反了！
在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十六日，钟会把魏国参加战役的高级将领和蜀国的官员请到朝堂上，然后猝不及防地抛出了一道郭太后的遗诏，说是让钟会起兵废掉司马昭。魏蜀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响应。钟会也不客气，让自己的亲信代领诸军，然后把仍在震惊中的众官员关入小黑屋，关闭了城门宫门，派重兵把守。
这时候魏国的诸位将领才缓过神来：这小子是要造反啊！
被关押的将领里有一个叫胡烈的，想办法给儿子胡渊发了条短信，说钟会挖了个大坑，要把魏国的士兵都杀掉然后推坑里埋了。胡渊一看这不得了啊，就把这个消息散布了出去，一夜之间，几乎所有魏兵都听说钟会要杀人埋尸了。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于是士兵们自发组织起来，在正月十八这天发动了反叛乱的叛乱，钟会及其一小撮造反集团很快就死于乱军之中。
至此，此次造反行动正式宣告失败。从正月十六起事，到正月十八失败，两头都算上，也只有三天。
短短三天时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武将谋反持续时间最短的尴尬记录，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反叛者都是无法接受的。
毫无疑问，钟会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生长于名士之家，自幼才华横溢，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曾被司马师称赞为“王佐之才”。
他出仕后的经历也很亮眼：曾参与平定两次淮南叛乱，在平叛过程中屡出奇谋，被人比作西汉谋士张良，可谓出了不少风头；帮助司马昭粉碎了魏帝曹髦的夺权企图，成功成为了司马氏的心腹；公元260年升迁为司隶校尉，官位虽然不高但很有实权，朝廷大小事无不插手；公元263年魏国发动灭蜀战役，被任命为大军的主将。
由这份履历表可以看出，钟会确实是个聪明且有能力的人。按说这样的人一般都谋定而后动，滴水不漏。现在搞个叛乱竟然三天就玩完，这发挥实在是太失常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影视人物剧照。钟会
（图）钟会（225年－264年1月），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谋士、书法家，太傅钟繇之幼子、青州刺史钟毓之弟。自幼才华横溢，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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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的造反为什么会失败
可能很多人都能感觉出来，钟会这次造反，准备不充分。
这确实是行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但准备不充分的原因就比较奇葩了：造反这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大事，他竟然是临时起意干出来的！
具体来说，在魏国的灭蜀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钟会确实有了反心；但在灭蜀战役之前，甚至在邓艾攻下成都之前，钟会应该都没有想过要造反。
这要从魏国攻蜀的起因说起了。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两国之间的冲突，这场战争的背后，是政治上的诉求。
这场战役发生的三年前（公元260年），当时在位的魏国皇帝曹髦由于实在无法忍受司马氏的专横跋扈，准备武力讨伐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反镇压，年轻的皇帝也被司马昭的手下弑杀。
这件事一下子把司马昭顶上了风口浪尖。
虽然当时的情况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从名义上讲毕竟曹为君司马为臣，这种赤裸裸的弑君行为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严格说来属于大逆不道。
司马昭为了撇清自己赶紧杀掉了直接弑君之人，但仍然处于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只能想办法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并立下大功，才能摆脱舆论危机，进而在政治上进一步积累篡位资本。
于是司马昭看上了蜀国这个软柿子。
▲影视人物剧照。司马昭
（图）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字子上，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为晋宣帝司马懿与宣穆皇后张春华次子、晋景帝司马师之弟、晋武帝司马炎之父。
所以，伐蜀之役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军事意义。
司马昭一开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场大战役获取政治利益，而不是非要把蜀国怎么样。
钟会作为司马昭的心腹，对此洞若观火。他并不是个老实人，此时也确实已经有些飞扬跋扈，但他是明白领导的真实意图的，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没有太多想法。
也就是说，他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搞大事，因为他对伐蜀战役的定位和司马昭一样，也是积累资本，而并非要借此谋反。
蜀汉面对魏国的攻势全面收缩防守，姜维等一干蜀将放弃了汉中，全力退保剑阁，使得钟会久攻剑阁不下。此时魏国已经得获取了汉中之地，司马昭也因此而进位晋公并加九锡。
九锡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懂的，可以说这时候司马昭已经达到了积累政治资本的目的，战争主要目的已经达成，所以钟会已经准备拍拍屁股走人了（史载“会不能克，粮运县远，将议还归”）。
这进一步说明直到此时钟会都还是没有野心的。
但一根筋邓艾却很不解风情，他偷渡阴平，一不小心把成都连锅端了。这下瞬间把事情搞大了。蜀国政权已经不存在了，当把邓艾拿下以后，钟会几乎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于是他的野心也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对一个参谋型人员来说，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了。应该说，直到此时钟会才有了反意，才开始做造反的准备工作。
说实话这样的机会确实难得，但也确实是个意外，所以没有给钟会太多的准备时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参谋型人才毕竟不是造反的料，钟会在准备过程中简直昏招频出。
他没有花时间争取魏国参战将领的支持，而是简单粗暴地将他们一概关押起来，这就相当于给自己埋了个大雷。姜维曾建议他干脆把这些将领全杀了以绝后患，他又犹豫不决，没能下手。
魏军士兵大多是关中人，心恋故土，钟会也没有想办法安抚军心，而是放任谣言流传。可以说钟会在匆忙之中连一些关于造反的基本常识都忘了，在联系旧部、打压异己、构筑工事、征集粮食、据守城池等准备工作统统没有做——或许来不及做——的情况下，项目就匆匆上马，此时作为钟会头号心腹共谋大计的人竟然是蜀国人姜维，真是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所以钟会的造反，主谋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规划，起事之前基本上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也没有获取全国全军上下的任何支持，失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魏灭蜀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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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为什么要造反
钟会为什么造反，这个问题也是历来争论的一个焦点。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爱，更不会有无缘无故的造反。只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才会支持钟会即便万分匆忙仍然要干上一票。
首先，钟会的行为，是有社会基础的。
大家都知道，钟会的老板司马氏，和司马氏的老板曹氏，其得国的手段都是不太光彩的。曹氏架空了汉朝皇帝，最终篡位；司马氏又架空了曹魏皇帝，眼看着也要上位了：这都给臣下作了个很不好的榜样。你能做初一，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十五？
当时的政治土壤，是很容易滋生反叛的种子的。
从王凌到诸葛诞，已经反了好几拨了，钟会只能算赶了个晚集。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钟会手握大量资源之后会有些想法，并非不可理解。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钟会是忠于曹氏的，他造反的目的是为了复兴曹魏。
个人认为这个观点非常值得商榷。
钟会跟司马氏的关系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无论是司马师还是司马昭时代钟会都非常得到重用，并且双方私交也甚密。255年司马师在征讨毌丘俭的时候病亡，魏帝想趁此夺取司马昭的兵权，也正是钟会出谋划策，一举粉碎了魏帝抢班夺权的阴谋。
从这些史实中，很难看出钟会有忠于曹魏的迹象。
钟会造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对自身利害的考虑。
钟会曾说过，“我自淮南以来，画无遗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归乎？”
他担心的是自己功高震主，难免鸟尽弓藏。
他虽然是司马昭的心腹，但这种关系在巨大的政治利益面前是不靠谱的。
史书记载在钟会带兵前后不少人都提醒司马昭要当心他，当时的钟会虽然未必有反意但这种风声他不可能没有听到，也不可能没有想法。同时他作为司马昭心腹的位置逐渐被贾充等新贵所挤占，这都加深了他的危机感。
▲曹魏
（图）魏国（220年12月10日—266年2月4日）是三国时期割据政权之一，后世史家多称曹魏，由于之后的北魏被称作“后魏”，故曹魏也称为“前魏”或者“先魏”，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国家。
事实证明司马昭对钟会确实也并不放心。
钟会刚进入成都就收到了司马昭的来信，信中司马昭表示他担心邓艾不服命令，于是亲自率十万大军驻扎在了长安，并表示“咱俩很快就能见面了”。
明眼人都知道邓艾是个幌子，司马昭担心的其实正是钟会。以当时的通讯速度，司马昭进驻长安肯定是在钟会进入成都之前，也就是说司马昭早就对钟会不放心了，不等钟会明确表露出反迹就已经有了行动。这自然吓到了钟会，成为了他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域加成。
蜀地交通不便，外面想打进来还是很困难的。
钟会本人就是这样，要不是邓艾兵行险招，他很有可能连成都城墙的边都摸不着。所以说蜀地就是容易让人有搞割据的想法，汉末最早形成割据势力的军阀之一就是益州牧刘焉，后来刘备也据此而立国，三分天下有其一。
钟会觉得自己就算造反不成功，也能退回蜀地学刘备偏安一隅。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试一试？
所以，钟会的造反，在行为上看虽然是临时起意，但从动机上讲，却也是事出有因。
只不过他对形势判断不准确，准备不充分，虽有地利但毫无人和，匆忙行事，以至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悲剧，还搭上了自己和邓艾、姜维三大牛人的性命，真是令人慨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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