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常提及的周公，那几乎是完美的化身，一饭三吐哺的典故传扬了几千年。但事实往往是残酷的。周武王死后，其儿子——未来的周成王姬诵年纪尚小，在外敌环伺的环境下根本无法继承大统，王位便落到了周武王的几个弟弟手中。但到底是推举年纪最长的管叔鲜，还是推举身处西岐的周公旦，周内部可能有一些争论。最后，周公姬旦成功地排挤掉管叔姬鲜而践大位。他极有可能利用了管叔鲜的商血统。被排挤的管叔鲜当然忿忿不平，于是利用“三监”的特殊身份开始联合商遗民准备推翻周公旦。
▲周公祠中的周公像
平心而论，周公旦的行为属于篡位。因为即使按兄终弟及的原则，也应是管叔鲜继承大位。但在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周公旦确实需要非常之法。如果管叔姬鲜确有商的血统，那无论从各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继承周天子的位置，否则新生的政权会给未臣服商人很多发挥的空间，对正统性也是不利的。周公旦继承大位则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管叔姬鲜必然会考虑用出兵的方式夺回王位，并且此时商的遗民也有很支持。在商人看来，周的内乱是可以利用的，姬鲜恐怕也和商人有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一定很有诱惑，否则不会出现几乎所有商遗民全部参加这场叛乱，并同时向周公旦发动进攻的情景。
周公面对这种挑战，倒也很有策略。他首先以成王的名义宣布讨伐“三监”和武庚的叛乱，随后出兵攻击“三监”的部队。三监中出力最多的必然是管叔姬鲜，蔡叔姬度相对少，霍叔没有太多记载，可能没参加叛乱。相对于庞大的商民部队，这个管叔才是周最大的祸害，他的身份太特殊，如果不先解决他，周内部的裂痕就会加大。所以，周公先向管叔姬鲜发动进攻，并杀死了他；但对蔡叔姬度则宽容很多，只是将他放逐，到蔡叔姬度的儿子则再次恢复了蔡国的地位；霍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同样是叛乱，管叔姬鲜身死国灭，蔡叔姬度被放逐，之后国家也被恢复，霍叔则没有任何惩罚，如果说管叔度是拥有商的血统，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叛乱惩罚措施不一样。
处置完“三监”，就轮到武庚和商的山东诸国了。根据文献的记载，武庚似乎并不积极出兵——“三监”的封地和他的距离并不远，他却没有发兵救援。但周公旦则毫不客气攻击武庚，将他杀害，随后率军攻击山东的奄、徐戎等地。周公旦用三年时间平定了“三监”之乱，沉重打击了商的残存势力。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统治体系，否则周帝国内部的矛盾很快就会积聚起来，周会比商崩溃得更快。统治体系必然是简单易行的，否则周王朝此时落后的社会结构根本承受不了；同时，这个体系还要能缓和矛盾，否则商的遗民及周盟国随时会翻脸；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体系能发挥制约作用，否则周在强邻环伺的环境下怎么能安全。
回到岐山后，周公开始思考周内部的各种问题。此时，周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继承人问题，传统的继承人制度是兄终弟及，但此时正向父死子继过渡。兄终弟及是氏族公社的延续，父死子继则是私有制社会的标志。在这个过渡阶段，各种矛盾非常突出，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灭亡的。如果不是微子、比干等人搅局，纣王也不会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三监”之乱也是周内部矛盾及兄终弟及继承制度的体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施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即拔除氏族公有制的最后残余，完全过渡到私有制社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周国周围的各个方国逐渐与周敌对，周不仅继承了商庞大的疆域，也继承了商所有的敌人。周当然可以继续商的制度，实内虚外，只发展都城和几个重要据点，遇到危机就在都城和据点附近调动大兵，征讨敌军。但此时的周并不是商朝那样的天下共主，武王灭商过程中，周和其他与商对抗的国家实力差距并不大，只是众多国家中一个较强的方国而已。其中，东夷集团的实力就完全不逊于周。更为糟糕的是，周的重心此刻在遥远的陕西周原，对新征服的土地鞭长莫及，而夷人则近水楼台。此外，西边的戎、南边的蛮、北部的狄都蠢蠢欲动。完全照搬商的方法肯定行不通，周必须开创新的方法对抗周边的强邻。
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社会转型问题。商朝末年，中国社会开始从氏族联盟社会向封建王权社会转型，商晚期一直在进行相关的改革，只因受到社会力量的制约没有成功。但周不同，落后的周宛如一张白纸可以尽情书写，且周乐意学习商的一切先进技术，如青铜制造术。周公要做的就是让周顺应这种社会潮流继续发展，而非逆潮流而动。
周公首先要解决周和方国之间的问题，那些参加了周伐商战争的邦国需要自己的地位得到承认。再加上周内部也需要调整，周公便使用分封制作为周统治的基础，并将周的部分宗室分封到远离都城的地方管辖封地。同时，周公正式认可周的盟国，各盟国可继续统辖自己的地盘。周公还确立了严格的册立诸侯程序，册封时，所有诸侯必须到周的都城参拜太庙。周王通过授予被册封的诸侯土地、人民和职位，确立诸侯等级，这既避免了周的内部冲突，又安抚了商民众，还可遏制周的盟国的发展，所谓一举三得。与此同时，被册封的诸侯对周王有贡纳、徭役、兵役的义务，需定期到周都城朝觐天子。理论上讲，诸侯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继承必须得到周天子的许可，但诸侯在任期间在诸侯国并没什么政策约束，算是高度自治。这个制度是周权力运行中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保卫了周王朝三百年，且在西方持续了近千年，可谓那个时代非凡的政治智慧。
我们简单看一下周初分封的诸侯，即可清楚分封的意义。平定三监后，周公找来比较温顺的微子，让他继续统率商人，成为新的商人领袖。周公将微子封在商人的传统根据地——商丘，建宋国。但对大多数商人来说，宋国和他们无关。商人中掌握技术制造方面的人才将被强行迁徙到各个封国，加强了周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商人的实力。周公将他的儿子伯禽分封在鲁，并给鲁国大量贵重的礼器、仪仗，又将商人中的一部分迁至鲁，以壮国力——多少有些为自己留笔养老金的打算。周公将与武王同母的弟弟康叔封至原商都——朝歌，统率部分商人。他要求康叔既要严刑威慑商人，同时也要尊重商人的习惯。周公将其弟叔虞封在尧的故地——唐，并调拨给唐九个姓氏的商民。此外，他将本来在山西的姜氏改封到山东的齐，与鲁一起对抗东夷。周公还将召公分封于燕，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只是分封的邦国中较大的部分，更多的邦国所辖甚小，所有的邦国围绕周王的都城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地带，屏护周王室。
▲封邦建国以屛宗周
在这个阶段，周必须入主中原地区，而非继续困守西岐一隅。在平定“三监之乱”两年后，周公在黄河、洛水之间建立新的都城——洛邑，将统治中心一分为二。随后，周公向成王交还大权，表示将归隐。成王自然挽留，让周公留在洛邑，同时周公也得到了较好的政治封赏。周公退位交换大权标志着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完成，由血亲为政治纽带的氏族社会过渡到新的王权阶级社会。随后，周顺理成章的减轻了宗教势力的影响，所谓“尽人事而远鬼神”，人们不需要再通过虚无缥缈的神来治理人间，只需要为活在人间的神——周王尽足义务，自然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西方社会用了五百年走完的神权—王权之路在中国只用了不到五十年就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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