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射猎图》
古人对一年四季的游猎有不同的称谓，按《左传》记载，“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自古以来，大型的围猎活动是与练兵、备战紧密相关的。
努尔哈赤的箭法
《清史稿》中不无自夸地记载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边陲奋迹起兵时，就曾率领臣下讲武、校猎，来学习战斗技能，清太宗皇太极也亦步亦趋。
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率军出猎时“法度森严，不得喧哗作声”，因为打仗时若队伍喧哗，对手势必知觉，而打猎时若作声，则空谷传音，鸟兽遁逸，在这一点上，打猎与打仗同理。
努尔哈赤是这样组织围猎的：五“牛录”为一队，“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依次而下，战则攻一处”，围猎时，手执长兵器如长矛、长柄大刀，身披长身厚甲的士兵在阵前搏杀，身披轻甲的士兵在阵后射箭支援，另选精锐骑兵在他处，见战事胶着则拍马包抄支援，这种围猎完全是战争的预演。所谓“牛录”即满语“箭”之意。努尔哈赤本人也熟习弓箭。
据《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29岁时遇到一人骑马走过面前，那人身上背着弓箭。努尔哈赤自己弓马娴熟，一看这架势，知道对方是个行家，立刻召问左右。
底下人告诉他，这是栋鄂部的钮翁金，是他们部落里最善射箭的人。努尔哈赤来了兴致，把钮翁金叫到跟前，两人相约向百步之外的柳树射箭。钮翁金下马便搭弓，连开五箭，但射丢了两支，命中树干的三箭分列树干上中下三处，之间相隔很远。
其实，在旷野环境下风向对箭的影响非常大，更何况百步之外，能射中三发已然不容易了。努尔哈赤气定神闲，射五箭，箭箭命中树干，箭头都落在五寸见方之内，这个散布范围仅比当今奥运会射箭项目所用箭靶十环稍大，而努尔哈赤用的可是没有瞄准装置的传统弓箭，可见他在围猎中淬炼出的好手艺。
《雍正行乐图》册之《打虎行乐图》
清军入关之前，生产力发展很不均衡。一方面，可以靠明朝降将的帮助铸造出先进的红衣大炮，而同时在狩猎中，却还经常使用“骲箭”，其箭头就是一块削尖的骨头。
后金的制度相当粗犷，在《满文老档》中经常看到一口气封好几十个官，然后好几年又不封新官的情况。所以那时的后金大汗带兵打仗时，往往不会想到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非常随性，是一种穷游式的远征。
1629年冬，皇太极想征讨在后金以西的蒙古察哈尔部，结果察哈尔部见势不妙直接跑了。皇太极见状召集诸王大臣商讨对策，大伙寻思着来都来了，再往周边碰碰运气呗。果不其然半路就把粮食吃光了。
《三国演义》中曹操见军中粮草将尽，让仓官王垕用小斛发粮，之后又斩了仓官来安定军心。皇太极根本没想那么多弯弯绕，直接下令“军中粮尽，可以打猎”，于是大军开始围猎。
猎获黄羊万余头，皇太极自己射死五十八头，还曾一箭射穿两头。全军分食羊肉，结果此地又没水，军中一碗水可以换一头黄羊。
皇太极曾有一次打猎遇虎的传奇经历。皇太极在费德里山狩猎时，一人策马离开大队人马，御前侍卫詹土谢图护卫在其二十步之外。突然遇到一头老虎，詹土谢图用射狍子的大箭射之，虽然命中，但老虎猛地一扑，当即把詹土谢图从马上拍了下来，眼看着就要吃人。
皇太极赶忙策马大呼，径直上前。老虎看到这样一个大块头策马冲过来，竟然认怂，直接放下人便后退了。众侍卫赶忙上前将老虎射死。
在打猎时，皇太极特别上心。有些士兵在围猎时偷窃马鞍、马缰绳之类，他就三令五申，还下令“自后家奴行窃，则将其主一并治罪”。
结果这次打猎还出了个事故，一个宗室阿哥被一个普通士兵的箭给伤了。皇太极大怒，骂他：“怎么会有你这种笨蛋（‘昏人’）？为啥不看着人就乱放箭！”气得亲自抡起棒子打了他一顿。
多尔衮死于狩猎创伤发作
其实这事也未必全赖这个倒霉士兵，满洲人有一种传统的狩猎手段，就是装扮成鹿来引诱野兽，飞骑之上谁看得清楚你是人是鹿啊。这种狩猎法满语称之为“木兰”，汉语称“哨鹿”。
1711年9月，29岁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亲眼看见了这种“欧洲人不懂的游猎”。在马国贤眼中，相对于策马奔腾的大型围猎，这种办法使人不至于疲劳过度，主要靠巧劲。
距离猎场还有几里地时，康熙命令队伍停下，自己带上六七个猎手一起登山。这些猎手从头到脚披着鹿皮，一人头戴面具，上面有两支鹿角，隐藏在灌木丛中，马国贤望之惊叹道，“一眼望去，他就像一只真鹿”。
康熙与其他人蹲伏在附近，携带猎枪。一个猎手吹起乐器，模仿出呦呦鹿鸣的声音，吸引鹿群前来。
鹿这种群居动物，往往一头雄鹿身边有几头雌鹿尾随，只有在决斗中获胜的雄鹿才能做雌鹿群的首领，而在野鹿眼中，猎手装扮的正是一头雄鹿，所以野雄鹿最容易冲过来寻找对手打架。
当高大的雄鹿进入射程，康熙开第一枪，如果没打中，其他射手负责补枪。这次哨鹿，一连引来了两头雄鹿，康熙一枪打中其中一头，另一头不但不跑，反而低下头想给它的对手最后一击，康熙从容装弹，把另一头也打死了。
夹在皇太极与康熙之间的顺治皇帝，死时年仅二十多岁，青年早夭。但仅在《清史稿》的《世祖本纪》中就记录了他二十多次南苑狩猎的经历，基本上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
在猎场上，年轻的皇帝曾端着硬弓向臣下讲：“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次出猎，就是为了练习骑射。如今虽然日理万机，事务应接不暇，但从未忘记熟习弓箭。”
而在野史记载中，这一时期权倾朝野的睿亲王多尔衮也死于狩猎创伤发作，长期成为清史上的一段悬案。确实，多尔衮死前一个多月，“有事不乐”，曾经在寒冬十一月跑到冰天雪地的塞外打猎，并死在打猎的路上。
有些人因此认为多尔衮死前身体无大碍，一个病人怎么可能跑到雪地里打猎呢？其实，这恰恰是不了解满族习俗的看法。
满族有一个相当生猛的习俗，身体越是有病，或是心中越是不悦，就越要跑去打猎，不管天气如何。皇太极也在隆冬腊月的患病之时跑到今天吉林一带打猎，结果病情更加恶化了。
顺治一辈子基本有1/3的时间在猎场南苑度过，其实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只不过不轻易跟别人说。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一份档案《皇父多尔衮外出围猎日记》记载，多尔衮此时也是“身体欠安”，“居家烦闷”，在家闲不住，在农历十一月的寒冬天里一路北上，边走边打猎，想用犬马之乐来驱散身心的郁闷。
要是考虑到古代史家“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多尔衮这次的病情恐怕要比“身体欠安”还要严重。折腾了整整二十多天，多尔衮终于在距离北京八百多里的长城口外喀喇城撑不住了，“病重歇息”，不久去世。
写到这里，多尔衮的死因已经很明确了，可以说就是他自己把自己活活折腾死的。
亲征噶尔丹，康熙一路打猎
到了康熙朝，对打猎的兴趣也不曾削减。康熙最爱打的是兔子和野鸡，曾在山东巡抚佛伦奏折上朱批：“蒙古马肥胜于往年，野兽兔雉颇为丰足，故朕乃至兵丁十分畅快，尽兴而归。”
因为佛伦自幼在宫内听差，与康熙关系非同一般，康熙特意从猎物中选了肥鹿、狍子、野鸡、鹿尾之类，趁着冬天寒冷，给佛伦捎过去，把佛伦感动得不行，召集济南城文官武弁一起前来，说“此乃皇上所赏”，当场把这些野味消灭了。
《乾隆帝及妃威弧获鹿图》卷（局部）
尤其是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沿着黄河北岸打了一路的猎。刚一出长城独石口，“野兔丰盛”，康熙大喜想打猎，又嫌马不好，赶紧叫人去北京宫中取马来。
此前他经过一个野鸡很多的地方，也嫌弃过自己的鹰不够，也向皇太子抱怨过。在向归化城，也就是今天呼和浩特进发之前，康熙不止一次向太子胤礽抱怨“兔少”，搞得当地的土默特蒙古人非常不好意思，说“不料皇上临此穷山恶水”。
出归化城百余里，来到鄂尔多斯，当年大概是暖冬，河水并未结冰，然而皇太后和当今的所有父母一样，总是怕康熙穿得太少，特意送来了皮袄外套，康熙回信谢了恩之后还是不想穿。
在农历十月的黄河岸边，康熙穿着“薄羊皮袄、棉外套”，尽兴地射兔子，射得浑身“出热汗”。过了几天，河水终于上冻，康熙在河边吃着水煮羊肉，感慨道“或是因水土好，异常鲜美”，他就亲自拿刀剔了几匣子肉，趁天冷让手下人给远在北京的皇太后送过去。
在鄂尔多斯，“野兔丰盛”，“野鸡多且肥”，野兔多得跑进他的帐篷城内。他一个人一天打了将近90只野兔，第二天又打了110多只，又一天还打了将近50只野鸡，还有一次满地都是兔子和野鸡，“欲射雉而放兔，欲射兔儿雉飞”，搞得犹豫不决，以致猎获不多。
康熙特意写信向太子显摆，“鄂尔多斯兔有五斤者，四斤八两以上者多”，问太子“京城之兔不知有如此重者乎？”他自己承认，皇太子这次没来亏了，一大理由就是“未见如此丰满之兔”，他“内心颇觉遗憾”。
太子拿到这样的圣旨，表示这样“美好之地”没能跟着父皇前去，“极为难过，欲哭”，康熙只得回信安慰他，“朕四十三岁方见如此丰富之兔，朕二十三岁时，岂知有如此丰盛之兔乎？何必着急？”
结果才过了不到一周，康熙又写信给儿子显摆自己的打兔子的事，说他一人一天就打了138只，大阿哥、三阿哥、八阿哥各自打了多少多少，连打几天，他一共打了813只野兔，手指头不停地拉弓弦都拉肿了，最后“全围场人因手掌难受”，特地多歇了一天。
在康熙经过陕北一带，宁夏总兵王化知道皇上的爱好，提议围猎于陕北胜地花马池。康熙说：“干吗不留着力气去围猎噶尔丹呢？”（何如休养马力以猎噶尔丹乎？）最终路过此地而没有打猎。
但是过了没几天，经过宁夏黄河时，康熙乘船来到黄河滩上，看到此地水鸭群集的景象，打猎的瘾头又上来了，干脆下船步行，带领侍卫打猎，“打鱼射水鸭为粮”，搞了个野餐会。
（作者：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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