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就其是个地方名称来说，其中的“老”，怎么理解，怎么定义？其概念非常非常宽泛，甚至宽泛得没边没沿，根本就无从下笔。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拆迁改造，“老”的东西都被拆拆拆——拆没了。所以，人们就把拆之前的东西，说成是“老”的，而那个时候的“北京”也自然忽然间成了“老北京”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已经“老”去了。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老北京”就有理由最晚近至拆迁改造之前。
但话又说回来了，它毕竟是刚刚过去的而且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说它“老”，好像有点那什么。于是，人们又把“老北京”从时间上往前推，推推推，人不同，推至的时间也不同。看来是莫衷一是了。
Ok。这里，我仅谈我个人对这个“老北京”的定义和理解：
我把“新”“老”的时间之分界，定在新中国的建立之际。即，新中国之前，为“老”，而且是绝对性的“老”；新中国之后为“新”，但却是相对性的“新”。而已。
这样，新中国之前的一般来说“所有”的时期，均可为“老北京”的时期。但也不是“无限”的，它上至可基本定在清中晚期。至民国始建，为“老”的前期；至民三十八，为“老”的后期。简言之，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大致100年的时间可定为“老北京”的时间起止范围。这个时间范围之外的，可依据具体情形再具体论之。
我这样定的依据有两个：
起的依据是摄影术的发明在19世纪中叶前后，它为我们留下了“可见”的“老”时代的视觉性写真。以此为“老”的起始便不难理解了。因为再“老”的，我们“看”不见了。
止的依据是，新中国之后，把之前的时代称之为什么来着，对，“旧社会”，或再加个“万恶”“黑暗”或“暗无天日”的什么的。“旧”者，“老”也。
而“民国”那一段的“老北京”，又可以大致分为北洋时期的“北京”，北伐后的“北平”，“人鬼杂居”时的“北京特别市”及复又“国战”（哦，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
那么，“老北京”在指“人”的时候又如何界定呢？
也就是说，“老北京人”到底怎么理解呢？多“老”才可称得上“老北京人”呢？
这又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
单就“北京人”这个概念就很难一时说清楚。您说您是“北京人”，确实不错，您会说，户口本儿上写着呢，不信这还有身份证，再不信还有房产证，再不信你问我爸我妈去，再不信…
Okok，我全信！可您那口不地道的口音把您给揭了发了。
其实，“北京人”并不是“北京人”（这里郑重说明一下，这里讨论的不是周口店的“北京人”！）或“北京”的“人”。
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恰是“中华雄鸡”之咽喉部位，自古就各类人等争相而至，纷至沓来，尤其是“北方人”等。朝代更迭，时代嬗变，北京这地方成了各种“色”（音shai三声）的各种“目”的人的时间上同时或先后的混居之地。当地的“土著”早已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而不可寻或难再寻了。
明清以降，朱老三（按皇上排序，非按哥们排行）为避晦气，易都北京，大兴土木，人流迁徙，形成晚近之“北京人”早期之来源。后旗人入主，又使“北京人”结构上发生突变。这个“突变”乃形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北京人”的原始基础。
尤其是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居住格局严格按规制走。在旗（哦，就是在编制的体制内人）为内，居于内城。而“土”老百姓们只能或必须下居于外城。请注意，这些个居于“外城”或“下城”的土老百姓们，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俗说的“老北京”的第一代。这些土老百姓大多为了生存和生计而是“做小买卖”的，他们大多来自京师之外的“四乡”之野，且随着季节和行情变化随来随去。有的买卖大点，发达了，在这边置了产，“上上了户口”，有的则继续着春来冬去的节奏。而他们所来自的“四乡”区域，大部分就是后来的直隶即河北省地界，或少量的山东地界。于是，就来了，有一个经典而又通俗的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北京人”的定义：
北京人其实就是进了城的河北人！
我本人对这个定义非常认可和欣赏，而且长期以来就是按这个定义的理解来衡量或确定所接触到的人是不是地道的北京人的。
哦，还有一个“老”的要素。这个要素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满足条件呢？其实上面已经说了，就是那拨“春来冬去”或“发了达了的”并且“上上了户口”的土老百姓们。难怪有一种说法（我又非常赞赏）：只有至少五代人居住在北京的才可称得上“老北京人”（话在现代的所谓“新人类”们看起来好像有点大，但实际可能确也如此），也就是说，您爷爷的爷爷就在北京的，您才有资格说您是北京人！而“您”自己现在至少必须是“半百”往上数的也近成为“爷爷”或“奶奶”的“老”人。
依此条件，我本人虽说是土生土长，但且不是“老北京人”呢 ！
本博三幅配图敬选自2001年10月31日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内西配殿举办的20世纪初法国知名犹太裔摄影家阿尔伯特-坎恩Albert-Kahn（原展译作“阿尔贝-肯恩”）的大型立体摄影展《旧京影像-持久的幻影》。当时看展必须佩戴现场配赠的简易立体眼镜方可进行。这个展览开洋人摄中国老照片百年后回返登陆中国之先河，具有划时代意义。阿尔伯特-坎恩于清宣统至民初年间，为实现他的“地球档案”之梦想，率一个拍摄小组，携带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摄像器材，来到正处于时代大变乱中的遥远的东方国度，不辞辛劳，甚至骑驴跋涉，拍摄下了与他那个国家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异域世界的高精品照片近2000种之多，为后世留下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丰富的精神宝藏。特向当年展览举办方法国布伦-比昂顿市阿尔伯特-坎恩博物馆和中国北京市首都博物馆致谢。
关于这个展览，有个延伸阅读。
当时这个展览由于僻静于国子监胡同内，并未引来多少关注，观者寥寥。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且印刷精良规格约12开本印量仅1000的同名画册即随意摆摞放置孔庙大门口门廊下临时破办公桌上上售卖，价50元人民币，而画册内实际并未标示价格，也许因为只为展览配发。稍后不久，可能为扩大宣传和影响，又分别在王府井和历史博物馆再行展出，以为收到更加推广之效。仅几年后，老照片老影像收藏骤起，这本画册一时洛阳纸贵，市面不寻。本人曾经电话至林业出版社，告知连社长手里都未有留存，早已售罄。当时就是你出十倍价格也不见得。而就在此时，一些独具“贼”眼的玩家中的“行家里手”赫然发现藏之于这本画册中的“生机”和“商机”，遂赶紧下手不迟。于是，你就会在潘家园或报国寺等地面鬼市上发现成册的“老照片”，更有甚者，还称其为“回流”而来，就是从国外来的（当时出国的人员已经不像八九十年代了，已经形成了专门的“搬砖”队伍，专事从国外搜腾与中国有关的历史物件，照片影像即为一大类）。而这些成册的“老照片”，尽皆出自坎恩画册。因为我本人心里有数，知道这些影像，但也为“做假”手段之高超和速度而略感惊讶。我当时怀疑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形，一老外做假，被中国人在国外跳骚市场当“老货”买回。二国人“做旧”，先行“出口”，再转“内销”。三国内“现做现卖”。不管哪种，反向可见坎恩作品之价值。当然，彩色的都变成了黑白的了，并且死死地裱在了黑“卡纸”上了。你就是想看看背面，那也是绝然“抠”不下来的。而更什么的是，地面的买卖还挺“火”。
再多说一句，“火”到什么程度呢？后来，这些“老照片”早已超出了“坎恩”，几乎所有的老照片尤其是关涉老北京题材的，均有“新作”。本人就曾经买过一组“北京老照片”，“30”年代的。捂了一段时间，看多了，忽然觉得不对劲。一位朋友遂对我小声道：赶紧出了。后又补了一句，亏不了的。可见“火”势之旺。
另关于第三幅图，还有一个颇为波折而感人的故事，容本人日后得机再叙。
最后另再附一张拍摄于清同光年间的北京前门大街盛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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