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是英国文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长诗，追溯西方生物进化思想渊源的人，经常引用。蒲柏本想写一本巨着，讨论人、社会、自然的关系，这首诗算是导论。但他没有完成大作，只有这首诗传世。他所刻画的人类，是这副德行：
身处不上不下的夹缝中，
大愚若智，蜉蝣自雄：
自命怀疑论者，却似无所不知，
自诩坚忍不拔，却又孱弱难当，
首鼠两端，奋起、雌伏？
不知应自命为神还是兽，
不知灵肉之间如何取舍，
生逃不了一死，论理注定犯错。
在行家眼中，这首诗肤浅而无创意。所谓人处于“不上不下的夹缝中”，源自西方传统“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的概念，指宇宙万物完满而连续，并有一差序格局贯穿其中，从最完美的形式到最不完美一应俱全。这个观念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辨认得出来，与基督教教义也相容，只要将《圣经》中的造物主视为“存在之链”的完美顶端就成了。
可是蒲柏的诗当年立刻就受到卫教之士的攻击。问题出在人的地位。蒲柏似乎暗示人介于神与兽之间（不上不下是为“卡”），这个安排并不讨好。人有机会成神吗？这是狂妄。人有兽性吗？这是亵渎造物主。在所有受造物中，人是造物主按“她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享有特殊的恩宠。
卫教之士的确是有识之士。蒲柏反映的是，“存在之链”这一传统观念正逐渐与方兴未艾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融合。最后，自然史在达尔文手里变成研究生物进化的科学。
所谓自然史，源自“地层是在时间中堆叠的”观念，不同的地层代表不同的地球史时期。不同的地层中包含的生物化石不同，表示不同的地史时期有不同的“生物相”。换言之，地球上的生命也有一个发展的“历史”。地球史加生命史就是自然史。
第一个将自然史有系统地整理发表的，是法国学者布丰（Buffon）。他的《自然史》自1749年起出版，到1767年已达15册，他过世前又出了7册，身后再由他人续了8册。由于布丰文笔优美，这部书畅销一时。
可是布丰运用“存在之链”的方式，立刻令卫教之士侧目。他在序论里明白地说：
认真地研究自然之后，我们获得的第一个真理，也许会使我们人类更为谦逊。这个真理就是，人应将自己视为动物界的一分子，因此就能体会动物的本能也许比人类的理性更为保险，动物的行为比人类的更令人欣赏。
1750年2月6日和13日在巴黎发表的一篇书评，就直接指责《自然史》在散播“毒素”。书评者指控书里也有“蒲柏《论人》中妨害人心世道的系统”， 蒲柏将人置于动物之列，将人视为动物之首就满意了。大家都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布丰却费劲证明动物的本能比理性还管用。
这些言论今日读来仍然熟悉得狠。问题核心仍是：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自达尔文以来，进化生物学已是成熟的科学。可是一些内部的争论以及外界的反应，仍然与那个古老的问题纠缠不清。已故哈佛大学古生物学教授古尔德（Stephen J. Gould）引起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
古尔德的成名作，是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疾变平衡论”，刻意强调了化石记录上很少见到生物渐变的事实——生物往往长期不变（平衡），然后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变（疾变）。达尔文在世时，这个现象已是学界的常识；至于如何解释，并没有共识。在19世纪，这叫“缺环问题”（missing link）。
达尔文认为，那是因为化石记录还不完整的缘故。古尔德却强调，学者努力了一百多年，缺环还是没有填满。因此缺环不是“还没找到化石”的结果，而是因为当时生物以高速进化，留下化石供人凭吊的几率极低。这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逐渐成形的进化综合理论似乎有抵触。不仅学界大哗，美国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也欢欣鼓舞，以为古尔德提供了批判进化论的内行武器。
在卫教之士眼中，缺环、疾变都是造物主表演大能的证据。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古生物学家的“时间感”。在古生物学的讨论中，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在短短1 500万年内，鲸豚就已脱卸陆栖专用装备，成为十足的海栖动物了（这篇文章讨论的是鲸豚从陆栖祖先进化成海栖动物的过程）。
1500万年算“短”，那疾变又能多“疾”呢？可是这样的反驳一定难以令卫教之士信服，因为使他们不安的是生命的“连续”观，也就是“人兽”的连续性。他们深信，人与兽之间的“断裂”鸿沟才是人性的保证，也是希望。
（作者：王道还，任职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