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和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大任务的第一项和第三项。特别是在降成本方面上要求，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实体经济低迷不振与整个经济结构、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密切相关，同时与实体企业各种外来成本过高不无关系。税收、收费、要素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增无减，审批成本、中介收费，能源费用，物流成本等都在增加。企业经营从外部来的各种成本已经压的企业喘不过气来。实体经济出路何在？实体企业怎么办？
无怪乎两条路，一条是“死路”。面对畸高外部成本压力，企业只有将其打入商品价格成本之中。是终端产品生产企业，将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但是，畸高的终端产品价格必然使得消费者难以承受，使得自己企业很快失去竞争力。是加工业中间环节产品，必然导致下游产品成本提高，最终可能失去加工市场与客户。这必将使得实体企业失去市场，失去客户，失去消费者。最终走向倒闭破产之路。也许今天就面临这种情况。在日常谈论经济形势时，一个共同声音着实非常吓人，即：一口同声地说，实体经济太困难了，目前大批量的中小微企业倒闭破产啊。
一条是活路。面对畸高的、经营以外的成本，内外资企业选择了逃走、跑路。这几年在华外资企业迁走的不少，迁往成本比较低的东南亚很多。未来撤离的或许会加速。因为，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强制美国海外企业迁回美国政策就要实施。从美国以外地区包括中国撤回的企业将会加速。同时，中国本土企业被高税负、高收费等成本逼迫跑路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最近就此问题被热炒的两件事情足以证明上述判断是正确的。一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这两天刷屏了。缘起他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被刷屏的原因是，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的一大推实话，引起舆论关注与惊讶。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等。中国企业在国内生产成本高、税费高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秃子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但是竟然比美国高这么多，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晓得，这或是中国国内惊愕的主要原因。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中国实体经济、实体企业真正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有专家指出，30%至40%税负是死亡税率。后来多方求证后得知，曹德旺所言并不虚。
曹德旺以亲身实践与体验道出的中美企业税负之差异化，中国比美国实体企业生产成本之高，利润之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经济现象与问题。
另一则消息是，民企税负痛感明显：女企业家痛哭称太难撑不下去了。事情是这样的，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决定走到企业家中间调研企业税负等成本负担程度。令李炜光惊讶的是，座谈会常常变成“诉苦会”。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近20年的女企业家谈到经营多年的企业，最多再撑一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忍不住失声痛哭，“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
曹德旺“跑路”，女企业家痛哭，应该警醒决策层。必须下壮士断腕之决心降成本，关键在于降低税费，降低由国有垄断企业控制的能源资源基础性产品成本，水气等公共产品成本。这几年在营改增等结构性降税上迈出了一步，但远远不够，企业根本不解渴。报道称，在中国，企业总税率在2012年以前大体处于世界中等水平，2012年至2013年间骤然上升，这之后3年的总税率分别是68.7%、68.5%和67.8%，逐年微有下降，但处于世界高水平，高于高收入国家，也高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6年的数据目前已公布，中国重回68%，说明今年以来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的努力成效有限。
必须有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要将企业税收从35%降到15%的决心。否则，根本留不住企业，继续把企业家逼的痛哭。当然，大幅度降税免费倒逼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主要是大幅度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大幅度减少国有资本发薪酬的国企员工规模。政府行政体制与人员改革刻不容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