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位苏丹穆拉德一世完善了大维齐制度（首相制度）。维齐（vezir）一词在土耳其语中原意为“助手”或“顾问”。由于帝国政务日渐繁复，苏丹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将一些政务交予臣下打点，这些官员就被任命“维齐”，并被赐予表示崇高地位的马尾（一般最高可获得3马尾）。而国库也终于同苏丹的金库分离开来，由专人管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一般在国务会议（“底万”，16世纪后改称庄严朴特）中讨论制定，在会议上，通常由苏丹指定一人全权代表自己，这就是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维齐”（grand vezir）。
1360年左右，在穆拉德的统治下，大维齐正式成为帝国首相。相对于政治改革，军事上的改革甚至更为迫切。诚然，奥尔汗的努力使帝国具备了一批更有效率的封建士兵，但是，如果他们毫无制约地发展，就可能令奥斯曼帝国像中世纪的法兰西那样，出现一批地方豪强，对王室阳奉阴违。与此同时，传统的土库曼游牧贵族的实力也依旧不容小觑。为了保证王权，穆拉德审时度势，进行了两步改革。
首先，他重新划分了蒂玛，精心设计其位置和面积，避免一家独大。新的封地产生了新的封建骑兵：西帕希（Sipahi）。西帕希领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对自己的采邑，他们原则上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仅仅是“替苏丹保管”）。据规定，一旦西帕希领主离开封地超过7年，土地就将被苏丹自动收回，而当他居住在自己采邑时，还需要亲自参与农活。通过这样的设计，穆拉德重塑了一支更加忠心耿耿的封建骑兵队伍，而传统的穆色林姆，则退居二线，成为预备部队。
穆拉德的第二项改革则具有划时代意义。虽然随着帝国在欧洲的攻城拔寨，境内的基督徒数量不断增长，但是按照传统的伊斯兰米勒特制度，只要归顺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人）按期缴纳什一税，便可以享受高度自治，奥斯曼政府不会对他们做过多干预，不会强征其参军，更不会强迫其改宗。但是，如此多的臣民游离于帝国的政治军事中枢以外，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为了掣肘国内桀骜不驯的土库曼贵族和封疆大吏，穆拉德一世明智地将目光投向了他的基督教臣民。最初，他仅仅是继承塞尔柱人的古兰制度（gulams，原意是“外国青年”，后来也指奴隶），在基督教战俘中挑选精英，组建自己的私人卫队。
后来，他开始实行新的“德米舍梅”制度（Devirme，原意为“聚集”）：定期在巴尔干的基督徒中按比例招募一定数量的男性青年甚至儿童，通过选拔后，将他们变为苏丹的私人奴隶，行割礼，改信伊斯兰教后，再接受严格训练和教育，最终送入苏丹的禁卫军入伍或进入宫廷成为侍从乃至帝国官员（也有说法认为在奥尔汗时期，已经有了这种雏形，而穆拉德不过是将它制度化了）。以德米舍梅选拔而来的基督徒被称作卡皮库鲁（Kapi kulu，原意为“宫殿的奴隶”），包括民事官员（很多帝国大维齐都是通过德米舍梅制度而平步青云）和军事人员。苏丹的卡皮库鲁部队包括骑兵，工兵、炮兵、步兵等诸多兵种，其中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土耳其新军（加尼沙里军团，步兵部队）。
▲德米舍梅制度强征基督教儿童，19世纪希腊画家尼古劳斯（Nikolaos Gyzis）绘制
虽然国内有人将德米舍梅翻译为耸人听闻的“血贡”，但穆拉德的创举不应被归为横征暴敛。德米舍梅制度有着严谨的规则与程序，招募手段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尚算文明（如禁止征集独子、孤儿，且征收的比例也相当低）。苏丹的初衷是为了充分发掘基督教人力资源，广纳贤才，并利用他们来制衡朝中的突厥贵族势力。由于这些年轻人多数来自社会下层，在外没有封地，在畿没有朋党，举目无亲，唯一可仰仗的只有苏丹，自然会忠心耿耿，至死不渝。而且，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对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而言，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有几分神似，都是寒门子弟“鲤鱼跳龙门”的绝佳方式。事实上，的确有大量的前基督徒以此为契机，成为帝国的高级官员或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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