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雷埃夫斯港到米克诺斯岛需时四个小时，差不多到达爱琴海东西方向的中点位置。客船在海上航行，不时掠过一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有很多是小到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但是爱琴海的所有岛屿在古希腊时代可能都有名字，其中很多只起到航标的作用，在看似无序的海面上，划出一条条清晰的航路。即使夜晚来临，部分有人居住的岛屿用灯火可以起到灯塔的作用，加上星星指引，深夜也可航行。风浪来袭时，还能尽快找个岛屿躲避，避免人员和货物损失，安全性保障程度很高。这种地理条件在人类早期文明阶段独一无二。
我曾经坐客轮从大连到天津，横渡渤海，凭栏远眺，天水茫茫，浪涛滚滚，往来船只少见，孤独感顿生，夜晚还会有恐惧感，和在爱琴海上航行完全是两种感觉。爱琴海属于地中海，渤海湾是中国地理条件中比较接近地中海的区域。梁启超在诗中将中国的黄海、渤海与地中海并列，就看到了其中的相似性。实际上地中海在大自然中特别另类，受欧亚非陆地四面环抱，仅在西端开了直布罗陀海峡一个小口与大西洋相通，所以更像一个大湖。波罗的海与地中海最为相似，不过纬度高、面积小、岛屿少，只能后程发力。
爱琴海是地中海大湖中最平静的一处，面积21.4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570米，有2500多个岛屿。爱琴海东西宽约300公里，一半约为150公里。古代船只多依靠风力、水流和人力，船速不固定。如果假定平均时速为5公里，也就是一般成年人的步行速度，那么横穿爱琴海需要60小时，两天半左右。如果再慢一些，算做三天。也就是说从雅典到米利都两大古希腊经济中心的货物在途时间需要三天，相当于现在完成一次国际远途贸易。如果风力、水流配合，再加上人力将更快。这种速度以及相应的海运成本，当时的陆地交通难以企及。
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隔绝人类交往的最大障碍。渤海东临太平洋，面积7.7万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8米，淤泥浅滩多，有30多个岛屿，受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环抱，海峡最窄处从旅顺到蓬莱约100公里。中国与朝鲜先民早有海上往来，东周时期的齐国也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但是若论交往频率，与爱琴海无法相比。抛开其它因素不论，水深浪小与水浅浪大是两处最大的区别。渔民与商人为了生存，都是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但是如果蹈海喂鱼的概率太大，人们还是会掂量掂量。时至近现代，清淤建港，巨轮穿梭，小小的渤海湾居然建造了十几个国际港，才有了繁忙的景象。
人类早期文明时期能够触及的海域，从渤海沿太平洋、印度洋一路数来，黄海、东海、南海、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条件都类似，波斯湾与红海条件略好，但都无法与爱琴海相比。由于古希腊文明的特殊性，因此有观点将其总结为海洋文明，并将其他地区统称为大河文明。这种对比非常流行，甚至延伸至近现代史。不过也有走火入魔的观点，将对比引向极端的对立，几乎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但是差异真有那么大？真是水火不相容？是否就是文明冲突论的起点？
早期文明诞生于大河之旁，是一个基本常识。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中国的黄河，这些大河流域面积广，支流多，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人类在经过漫长的采摘和渔猎生活后，逐渐在一些河谷地区种植粮食、饲养家畜，开始定居生活，为文明的出现提供物质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努力提高食物产量，增强生存能力。但是如果土地肥力下降或河水泛滥及改道，人们则被迫转移，需要寻找新的定居点。
细分一下，可以发现两河、尼罗河、印度河的稳定性较强，改道的可能性极低，泛滥有一定规律，容易掌握，是这三个区域文明出现较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黄河与恒河则稳定性较差，经常无规律的泛滥成灾，人们被迫迁徙，所以文明出现较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特殊的条件，如地质、地貌、海拔、纬度、日照、气温、降水、动植物分布外，很可能与河流的流向有关。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前四条河流的干流中下游地区基本呈南北流向，支流少，流域面积相对较小，而黄河与恒河则呈东西流向，支流多，流域面积广。河流受纬度和日照影响，降水和融雪情况有差别。南北向河流的干流与支流丰水高峰期基本一致，劲往一处使，所以造成中下游定期泛滥。而东西向河流的干流与支流丰水高峰期不同，各自发力，方向也有差异，所以造成河水无规律泛滥，甚至频频改道。时至今日也是如此，南北向河流的自然灾害次数远少于东西向河流。
以尼罗河和黄河为例，比较河流的稳定性，可以看得更清楚。尼罗河是世界第一长河，发源于赤道南部东非高原上的布隆迪高地，全长6670公里，穿越纬度达35度左右，下游自阿斯旺以下一千多公里几乎没有大的支流。尼罗河每年6-10月定期泛滥。人们暂住高处，10月以后，洪水消退，带来新的土壤。在这些肥沃的土壤上，人们栽培农作物。这样的规律较早被古埃及人掌握，由于可供耕种地域广，还形成上下埃及，都城也在上游的底比斯和下游的孟菲斯之间轮换。
中国的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全长5464公里，跨越纬度为8度左右，中间还包括一个突兀的“几”字，中下游支流众多，河网密布。由于穿越黄土高原，黄河还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大河，经常造成河道淤积，再加上干支流水量丰水期有时间差异，所以黄河中下游的泛滥毫无规律可循，严重时河水还要改道，上演神龙摆尾。中国先民受惠于黄河，同时也很受罪，想找一个能长期安居的地方非常困难。中国早期文化遗址遍布黄河中游的干流和支流，分布广泛，但是存续时间都相对较短。印度恒河流域也有相似情况，没有积累，难成大气。相比之下，两河和尼罗河的早期文化遗址则比较集中。以致进入文明时代后，两河流域密集到城落城、脚踩头的程度，至今如何断代是个难题。尼罗河流域相对宽松，展现出城挨城、肩并肩的面貌，如今建筑遗迹的排列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至商朝时情况有所变化。商朝一共五百多年，前二百多年共迁都六次，还是老样子，水患可能是主因，另外也有战乱和土壤逐渐贫瘠等其它原因，直至盘庚迁都殷墟安阳后，才踏实下来。安阳地处平原，离太行山脉较近，离黄河较远。这一带气候温暖，降水充足，植被茂密，动物众多，附近的漳河及小支流水情稳定，适合农业生产和狩猎，可以长期定居建城。商朝的农业水平在此期间得到提高，掌握了整治土地、引水灌溉等一系列技术，度过王朝的后半段，留下精美的青铜器，还有辉煌的甲骨文。照此推断，甲骨文只能出现在商朝的中后期，而以文字判定的中国文明史恐怕又要缩短。
对于夏朝如何定性一直折磨着中国人，总希望能在遗址中发现文字。商朝前期的情况并不明朗，后代继承前人经验，自己又多年积累，才觅得安阳一块风水宝地，稳定安居，夏朝人创造文明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很可能只有夏朝文化，而没有夏朝文明。但愿有考古奇迹发生，尽管概率很低。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黄河和恒河文明晚于两河、尼罗河文明出现，都属于同一种类型，与腓尼基和古希腊的成长过程明显不同。但是利用海洋并不等于可以无限夸大海洋的作用，将其与大河对等。腓尼基和古希腊在生存上难以做到自给自足，生活生产环节主要还是在陆地，毕竟苦涩的海水人类无法饮用，即使捕鱼也要靠在陆地生产的船只。只是交通和商贸借用海洋，由此带出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与内陆不同。古希腊背靠两河和古埃及两颗大树好乘凉，没有他们，古希腊文明不可能单独孕育。正因为依附性太强，才会有对其文明原生性的质疑。由此推论，传说中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大西岛），无论是在地中海还是大西洋，都不可能产生过文明昌盛的奇迹。
文明的诞生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所谓的海洋文明不能独立存在，将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引向对立并不足取，甚至连称谓都值得商榷。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是对海洋文明的最大赞许，论据似是而非，忽视海洋环境的复杂性，结论却独享人类的共性。可是没有开拓创新精神，文明何以诞生？而且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地中海只是一个湖，周边的生存难度并不高于经常泛滥或引发干旱的大河。南太平洋诸岛早有人类居住，那是真正的被大海包围，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也让人叹为观止。但是社会进程极为缓慢，犹如活化石一般，难觅文明的踪影。所以利用海洋，不过是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时期的外延部分，很难算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式。人是陆生哺乳动物，海洋只是人类拓展的活动空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生存空间。将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换成咸水文明和淡水文明，其中的荒谬之处会更加明显。如果海豚进化为高等智慧生物，与人类竞争，倒是可以称为“海洋文明”。
否定海洋文明的说法，同样大河文明的说法也会被否定，也不必再创造“小河文明”、“湖泊文明”、“井水文明”等称谓来对应。因为即使有大河，也不一定诞生文明，例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只能算是中等河流，比它们长得河流很多，但是其中的一些河流周边至今还荒无人烟。淡水只是文明诞生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相比之下，农业更像是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对人类早期文明，统称为“农业文明”比较准确。在强调共性的基础上，对于区别具体方面再具体分析。把问题化简为繁，除了自找麻烦，说不定还会自取其辱，而关于文明的讨论似乎从来都是如此。
（作者：丁不二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