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近现代的欧洲与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相对比，就战略态势而言其实并没太多区别——换句话说，多看一看现在关于欧洲国家间的国际新闻，你就能对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生态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在看如今欧洲的某些问题时，用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思路去看，其实也更容易理解。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
1.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大陆地区已经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文明疆域，列国的基本价值观并无根本性不同；语言、文字虽然有差异，但根源都是相同的，差别远没有中文和英文那么大。
而欧洲国家同样均属于基督教文化圈；文字、语言虽然种类很多，但大致跑不出拉丁、日耳曼、斯拉夫三个语系，所以欧洲国家很多人动辄会两三门语言，其实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2.
在统一的文化疆域之下存在着众多独立的诸侯国，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齐、楚、燕、韩、赵、魏、秦……它们都拥有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体系。
而欧洲自然无须多言，现代它们都是主权国家。
3.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在统一的文明疆域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譬如楚文化带有明显的贵族共和的色彩，齐国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色彩，而赵国则明显受到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
上千年的演进，同样使得欧洲在基督教文明圈之内，形成了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个亚文明圈。不同国家同样形成了不同的民风，以至于夸张到如今一提到法国人就是浪漫，一提到德国人就是严谨，一提到意大利人就是散漫……
（图）百家争鸣。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之间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4.
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度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无论是贵族、士人还是百姓，如果感觉到本国环境让自己不舒服，那大可以一走了之，并没有什么道义上的问题。譬如孙膑、吴起、卫鞅、张仪、甘茂、李斯等等，皆是如此。更极端的，有伍子胥为报家仇助吴灭楚的例子（伍子胥本是楚人）。
现在的欧洲国家同样如此，欧洲国家间的《申根协议》就是为了方便成员国的国民可以自由往来。演“大鼻子情圣”的杰拉尔?德帕迪约感觉法国税负太重，立马加入俄罗斯国籍……
5.
周王室衰微以后，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周礼开始崩溃，也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思想的集中大爆发——“百家争鸣”。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和来自东方的“上帝之鞭”同样重创了教廷的权威性，紧随其后的便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再往后近代欧洲成了各种“主义”和思想家最集中的孵化园，譬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康德……
6.
“大一统”始终是春秋战国政治格局发展的大方向，不单单是秦，列国其实都是把一统天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即便是以破坏者身份出现的项羽，其最终目标也是奔着一统天下去的。
同样的，统一也是欧洲国家历朝历代的追求目标，否则也就不会有英法百年战争，不会有拿破仑，更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了。如今的法德牵头建立欧盟，发行欧元，其实同样是在企图以一种和平的形式来谋求欧洲的统一。
（图）《西斯廷圣母》 文艺复兴美术三杰之一，拉斐尔·桑西的作品
再进一步去看，你会发现近现代的德国所面临的地缘困局，和2000多年前的魏国几乎别无二致：
在中世纪的欧洲，“超级大国”法兰克王国的解体最终产生了现在的法、德、意三国。
而在中国春秋晚期，三家分晋产生了韩、赵、魏三国。
德国所处的地形，北部地处北德平原，南部处于阿尔卑斯山脉边缘地区，总体而言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地形。
在它的西南方，是和它打了上百年的法国；
东方是曾经差点被它灭国，最终把它一分为二的俄罗斯（苏联）；
西方隔着北海（大西洋东北部），是数百年来始终在搅和欧洲大陆的英国……
（图）中世纪的欧洲
战国时代的魏国，面临的局面和后世的德国基本没有区别，战国初期，除了燕国，其余五大战国都与魏国接壤——也就是说魏国被围在中间了：西部是秦，南部是韩、楚，北边是赵，东边是齐。
欧洲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是按照同一个“剧本”走的，都是由德国最先主动挑起，都是先攻法，后攻俄（苏联），最后又都是以德国惨败而告终。德国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东西两线作战是它挥之不去的问题，西线要防英、法，东线要防俄（苏联）。从纯军事角度说，两次世界大战德军最大的失败都在于两线作战导致消耗过大，国力难以为继。
从德国这种近乎悲剧的地缘宿命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00多年以前，曾经最强大的魏国在魏惠王一代就迅速衰落成二流乃至三流国家。
魏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强盛时纵然可以四面出击，可只要力量稍有不济，就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麻烦，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疲于应付，最终让自己精疲力竭。后来直接导致魏国衰败的桂陵、马陵两战，本质上都同样是两线作战的问题。
当然，历史并非没有一丁点转机。
战国初期魏国的强大，一半是因为它继承了晋的优质资产，另一半原因则是因为李悝变法给魏国带来的先发优势——魏国是战国时代最先大规模变法的国家。如果在巅峰时期，魏国将国力优势转化为地缘优势，那么后面的历史或许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如何理解这段话呢？这得需要一张中国地图来说话。
（图）中国
某种意义上说，治国首先是一门研究如何“花钱”的学问，其次才是研究如何“赚钱”——就好比一个人突然有了一笔横财，如果只是买一堆奢侈品、吃喝玩乐，那么富就会变成腐，人也就毁了，而如果能够置办一份产业，则可以保证世世代代地富下去。
在战国时代，一个诸侯国要置办的“产业”，那就是开疆拓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要打哪儿？
从历史上说，那时华夏地区最富庶也是最关键的地方首推中原地区，差不多就是如今河南省这一片。
从水、热条件来说，这里要优于更靠西北的山西（韩、赵、魏三国的核心地带）、陕西（秦）；从地利说，这里居于华夏中心且地势平坦，是各地商品的集散之处，战时以这里为前进基地，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可以快速到达，夏、商两朝皆定都于此。
在各个诸侯国眼中，中原就如同一鼎鲜美无比的热汤一样。
韩、赵、魏三国在内政稳定之后无一例外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原，而为了能够更方便地指挥作战并且缩短后勤补给线，三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向中原方向迁都：
赵国国都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迁至中牟（今河南省郑州市），后因担心北方匈奴，迁都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韩国在灭了郑国之后，将国都从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迁至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
魏国则把国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不得不说，从全局来看，这三国的战略决策其实都是不明智的。
一鼎热汤摆在面前，要喝到它就得有汤勺、汤碗，什么家什都没有，自己反倒跳进了鼎里，不但喝不到汤，反倒会把自己给煮了——中原地区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方便，而反过来说那里也就是四战之地，你打别人方便，别人从任何方向打你同样方便。
后来魏国伐赵包围邯郸，伐韩包围新郑，齐国搅局两次围攻大梁，我们发现不管谁攻谁守，进攻方每次都是很轻松就打到了对方的国都城下，问题就出在这里。韩、赵、魏三国忙不迭地迁都中原，其实都是急功近利，为了抢“汤”喝，自己跳进了中原这个“大鼎”之中。
那么魏国的“汤勺”在哪儿呢？
在它的西面——处于关陇地区的秦，在战国初期是最弱小的一国，那里人丁稀少，民风蛮荒，文化落后，物产贫瘠，看上去一点油水也没有，但是从地缘上看，关陇历来却有形胜之地的说法，只要扼守住函谷关、武关等关隘，崤山就可以给那里提供坚固的地理屏障，崤山以西的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且地势平坦，比之三晋的“表里山河”更适合集权管理。
对魏国来讲，秦地不只意味着战略纵深，甚至可以是一块比魏国故地更合适的根据地——1000多年以后，李唐王朝的建立正是先从山西晋阳（原来赵国的旧都）起兵，向西攻占长安，在关陇稳固根基之后，才东出进攻洛阳，取得中原进而一统天下。
然而在战国初期，魏国的君主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君主在位期间，虽然秦魏之间的战事不断，但是魏国朝野的注意力始终都在东边的中原。后来随着商鞅变法的展开，秦国国力开始迅速增强，关陇之地的地利随之转化为秦的战略优势，而魏国唯一一个可能的机会，也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在此以后的千百年里，这种不要“汤勺”自己跳进“汤锅”里的蠢事依然重演，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而已。譬如如今西方国家醉心于金融炒作的丰厚利润，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固本培元。
○摘自《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北京出版社授权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