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晚年，马嘎尔尼访华，要求贸易通商遭到拒绝，但英国人并不甘心，而是以列强式的敲门行径希望实现对华商业贸易。
当然，这其中也有希望通过经济扩张，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变成英国殖民地的愿望，因为这样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并获取资源和原材料。所以，英国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敲开中国的大门。
其实，拒绝马嘎尔尼使团的乾隆皇帝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马嘎尔尼访华之前，乾隆皇帝就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
防范是可以的，但是要有合理的方法。
老实说，大清朝应该通过对外交流以取长补短，使自身变得足够强大。这样，外夷觊觎中国就不能不有所忌惮。但是，乾隆皇帝不这么看，他的防范却是把国门关起来，尽量让天朝百姓少与外夷接触。
事实上，大清朝闭关锁国并非乾隆皇帝的发明创造。
在他的爷爷的父亲那一代，也就是顺治帝，为隔绝东南沿海各省人民以及郑成功的反清活动而把海禁作为“坚壁清野”式的行动。
当时，郑成功在南明唐王政权灭亡后，并不甘心，仍然聚众在福建沿海一带坚持抗清活动。
顺治帝为稳固政权，于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要求商民不得私自下海，不得将粮食货物等与逆贼贸易。违反者，斩首，货物充官。
后来，郑成功从厦门渡海驱逐了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在那里建立了反清政权，顺治帝进一步加强了禁海令。这些禁海令当然不是针对外夷，而是防范那些反清力量的。顺治帝施行海禁政策是以维护王朝统治为出发点的，所以，对于外来贸易也一概禁止。
不过，当时的海外贸易还很少，基本上是延续了明朝时的状况。明朝时，要求对华贸易的主要有葡萄牙和西班牙，明朝末年出现了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的通商要求具有强权性质。
明朝末年，英国也提出了与中国通商的要求。当时，英国已取代了荷兰的“海上霸王”地位。但是，它与中国的通商要求也是与武力相伴随的。
1637年，英国一艘武装商船来到中国，要求贸易通商。英国商船进入广东后，却发炮轰击广东炮台，“夺而据之，焚官署，截得商艇二、小艇一”。明朝军队被迫还击，并击退了英国人的入侵，其贸易通商也遭到拒绝。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
从这些国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中国贸易通商的情况看，西方国家以强逼的手段，要求向中国输入商品，中国封建王朝要戒备这种侵略，闭关成为一种手段。特别是顺治皇帝入关后，一方面要防范国内沿海的反清力量，另一方面要抵御西方的殖民贸易，所以，他扩大了闭关政策。
到了康熙年间，雄踞台湾的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台湾抗清政权覆灭。如果仍然坚持海禁“防贼”，已经显得很牵强了。再说，康熙帝经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已经完全具备了抵御外侮的能力。康熙帝顺应形势正式开放海禁，并设置了广州、厦门、宁波、江海（江苏云台山）四个海关。
海禁一开，中西贸易便变得频繁起来。
既然康熙皇帝开放了海禁，活跃了对外贸易，那么到了乾隆皇帝执政的时代，他为什么又要收口闭关呢？
乾隆皇帝继位以来，虽然仍然号称盛世，但是国力与康熙、雍正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呈现江河日下的趋势。乾隆皇帝晚年，好面子的他处处标榜自己的功绩，拼凑“十全武功”装点盛世门面。他好大喜功、追求虚名的行为，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更加剧了朝廷吏治的腐败。说当时的官员十官九贪是毫不夸张的，官员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军队也是蝇营狗苟，贪腐成风，造成了武备废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勤操练，荒于武事，使得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长时期浸淫于“歌舞升平”虚假繁荣中的乾隆皇帝当然知道这种情况。就说和珅的贪腐吧，他内心很清楚，和珅在自己的保护下已经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贪官，只是好面子和虚荣心使他不愿揭开这个盖子罢了。
▲爱新觉罗·玄烨（穆麟德：Hiowan Yei，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后世称呼为康熙帝。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
大清的国运日下，西方工业化的日新月异，乾隆皇帝不可能一无所知。
来自西方的近代化发展对中国传统小农意识的冲击，他应该也是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不是积极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是以闭关锁国为手段来躲避这种威胁。
当然，乾隆皇帝这样做，也有另外一种原因。
我们知道，自明朝以来，西方要求与中国贸易通商大多带有强迫性质。大清朝当时还有一种担心，即担心国内的反清势力得到西方势力的支持。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减少对外贸易，隔绝中外之间的交往，把贸易限定在一定区域，成为乾隆时代势在必行的政策。
乾隆皇帝要闭关锁国，当然也不是直通通地就采取闭关政策。
他先是采用经济手段希望达到不与外夷接触的目的。他命令浙江口岸增税一倍，希望英国人知难而退。但是，这一招并不灵，英国人提高了商品交易价格，商船往来仍然不断。
乾隆皇帝急了，见经济手段不能奏效，他便使用了政治手段。他严令“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准再赴浙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实际上，他这一闭关之举有三重考虑：
其一，广东地窄人稠，沿海百姓大多靠洋船为生；
其二，虎门、黄埔在此设有官兵，同浙江等口岸相比，容易防守；
其三，担心传统的贸易口岸发生变动，外国人大量往来，会对中国“民风土俗”产生影响。
在大清国闭关与英国人渴望叩关的矛盾和利益纠葛中，“公行”制度直接损害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因而东印度公司迫不及待地扮演了敲开中国大门的“敲门者”角色。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清朝第六位皇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政府开办的具有垄断远东贸易性质的官方企业，成立于1600年。
之所以成立该公司，英国人的目的实际上是把它作为对外侵略，特别是对远东扩张的工具。
自1603年起，东印度公司以通商作为名目把轮船开到了印度半岛，在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口岸广设商馆，然后在商馆周围建立堡垒作为蚕食印度的基地。
当时统一的印度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内部宗教对立、种族纠纷和王国矛盾使它经不起任何外来因素的破坏，随时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东印度公司看到了这一点，挑拨印度人发生内讧，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籍军队图谋并吞印度。
1757年，东印度公司收买孟加拉9万大军，夺取了这个拥有2万人口的王国。从此披着商贸外衣的东印度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军队、领土的国家，并最终吞并了全印度。
印度成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
如何不让外夷踏进国门一步，维护王朝体制，便成为乾隆皇帝及以后历代帝王们思考的重大问题。
乾隆皇帝拒绝外夷，在他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闭关锁国。他推行“公行”制度和防范政策，作为对外扩张、扩展国际市场领头羊的东印度公司当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因而，在大清国“公行”制度和“防范规条”推行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后不久，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伙同荷兰商人发表声明说，必须照旧任由各行店交易，方肯起货。
▲19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全称“可敬的东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或“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 HEIC），有时也被称为约翰公司（John Company），是一个股份公司。
乾隆时代还是大清王朝的盛世时期，英国人虽然反对，但碍于实力，还不敢公然叫板。到嘉庆时代就不行了，盛世已过，民族矛盾和国运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英国人渐渐不把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放在眼里了。敲门之声不再是假惺惺的“彬彬有礼”，而是对嘉庆皇帝颁布的法令采取漠视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
英国人带有寻衅性质的“叩门”行径，在嘉庆时代屡有发生。嘉庆皇帝当政的第四年，英国人驾着三艘兵船驶入中国内海。此举违反了清政府规定的不准外船进入中国内海，只准在潭仔湾停泊的规定。英国人以“船坏了”需要修理为由，将兵船停泊在距离广州三门炮台很近的地方。后经多次交涉，英船才很不高兴地离开。
最让嘉庆帝感到头疼的是1808年英国人竟然载着洋枪大炮来到中国的海面上寻衅。是年，13艘英兵舰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虽然英国兵船被中国水师击退，但也暴露出大清上自总督下到水师官兵处理外交事务和官兵作战能力的低下。
1808年，英国人以法国要侵占澳门为借口，令海军少将度路利率9艘兵舰于9月11日驶抵澳门。
对于英国人的到来，起初葡萄牙人抵抗，拒绝英军登陆，后经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分公司经理斡旋，葡萄牙人准许他们登陆。10月末，英国又从印度调来4艘军舰，两批共计兵舰13艘，虎视眈眈地要侵犯广东。为了蒙蔽中国官府，英国军舰悬挂着葡萄牙国旗，士兵穿着葡兵制服，很顺利地占据了妈阁炮台、嘉思栏炮台及圣奥斯定教堂等处。
眼见英国人的大部队登陆澳门，驻守澳门的游击将军祁世和联袂广东香山县知县彭昭麟，向两广总督吴熊光报告澳门危机，希望他调集军队阻截英军。对于祁世和与彭昭麟的报告，吴熊光很不以为然，在二人的报告上批示：镇静不可张皇。结果，英人很快侵入了虎门。嘉庆帝得到这一消息后既震惊又恼怒，大骂吴熊光军情紧急也不奏报。
在嘉庆帝大骂吴熊光之前，吴熊光也不是毫无动作，他在总督衙门翻找看有没有此类事情的成案，希望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别说还真让吴熊光找到了。成案是1802年英格兰兵船欲占住万山及虎门外沙角山头，吉庆派员前往晓谕两月有余，英格兰人即行撤退。
吴熊光也想如法炮制，他派熟悉夷情的潮州知府陈镇、祁世和前往交涉，提出没有中方许可，不得登陆澳门。但是英国人不管这一套，继续我行我素。
吴熊光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他继续派人前去斡旋，另一方面他不得不给嘉庆帝写了一份奏折：
现将该国夷船停止开舱，派员剀切晓谕，俟夷兵退出澳门，方准起货，并称该夷人若再延挨，即封禁进澳水路，绝其粮食。吴熊光还说，为防止英国人不撤退，已经调派水师做好准备，嗣奉到谕旨即遵照复令。
吴熊光真的如他在奏折中所说，派出水陆官兵秘密预备了吗？事实上，这是个谎言。
当时，英国人不仅没有被吴熊光的命令吓退，反而率领三艘战舰、数百名士兵闯入虎门，进泊黄埔港。吴熊光不得不派兵防范。虽然后来英军不得不撤退，但这暴露出大清国朝野存在的问题。事后，嘉庆帝处理了吴熊光等人。但英国人进入澳门、侵入虎门，可以视为未来鸦片战争的预演，英国人更了解到了大清王朝朝廷、军队、地方官存在的问题。
1816年，英国人曾经这样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从这个情况来看，英国人为通商及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已经全然不把自以为是的大清国放在眼里了。
○《晚清外交七十年》李书纬（著），东方出版社授权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