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末代皇帝溥仪以“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宣布的退位的第二天，当选不过三个月的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也宣布辞职。当时身在南京的日本右翼大佬头山满、内田良平对此颇为不满，随即败兴而去。究其原因，无非是源于袁世凯相较孙文更为强势，在其执掌之下的中华民国，再无日本浪人再无置喙的余地。孙文当年流亡日本时所许诺的“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云云，更沦为口头支票。
但客观的来看，孙文所谓“割让满蒙给日本”的说法，从一开始便是孙文惯常的“善意谎言”（李燮和等同盟会元老曾批评孙文喜欢“诈术待人”）。不过在长城以南恢复汉族对政治的主导权，确实曾是“革命”的初级目标和最低要求。
武昌起义之中新军打出代表关内十八省的“铁血十八星”旗，更是对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很快便对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自我修正。1912年元旦成立的中国民国临时政府，便以象征“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以期最大限度的团结昔日满清政府治下的各主要民族。从长远来看，即便孙文没有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其当政之后也很难推出向日本“割让满蒙”的具体举措。毕竟中国民国是一个民主政体，即便贵为总统，也无权视国土为私产随意赠送。“同盟会”章程中更明确写有：“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字样，作为一名务实、理性的政治家，孙文决计不会为“天下之大不韪”。退一万步讲，当真出现满蒙贵族割据关外的局面，中华民国或许会借日本之力予以压制，但真的予以割让却并不现实，毕竟长城内外长期融为一体，只要时机成熟，中华民国依旧会予以收复。比如早在辛亥革命未起之时，同盟会中便已有人悄然将“十八星”改为“十九星”，将新疆纳入“中华故土”便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割让满蒙”的承诺虽一时无法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身上兑现，但日本右翼势力仍不甘错失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陆骚动不安的良机。他们认为，既然无法再煽动大汉族主义抛弃满蒙，那就不妨从让失去全国统治权的满蒙贵族身上寻找突破口。而日本右翼在这一方面早已布下了暗桩，他就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中保护了紫禁城及诸多满清贵族府邸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在满清政府的最后十年里，川岛浪速不仅官运亨通，一度官居北京警务厅总监督之职，更与诸多满蒙贵族关系莫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与其义结金兰的肃亲王善耆。作为清太宗皇太子长子豪哥的后裔，善耆不仅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更在满清政府末年推行的“新政”之中颇多建树。甚至连行刺摄政王载沣失手而囚于清廷狱中的同盟会骨干汪兆铭，也对负责审讯其的善耆颇为欣赏，认为其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善耆对汪兆铭也颇为照顾，不仅免其死罪，更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便将其释放出狱。但对汪兆铭个人的宽容，并不代表身为宗室贵胄的善耆等人甘心拱手让出政权。1912年1月19日，善耆及满蒙贵族少壮派代表良弼等人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南北议和，是为由满蒙贵族组成的“宗社党”在中国政坛的初试蹄声。
“宗社党”虽然有心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总理大权，由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但随着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成功以炸弹刺杀良弼，“宗社党”便人人胆寒、作鸟兽散。善耆本人也通过川岛浪速的关系举家逃往日本控制之下的旅顺。由此可见养尊处优的贵族精英虽可改掉“见小利而亡义”的毛病，但仍难免存在“干大事而惜身”的软肋。
“宗社党”要员的纷纷外逃，一方面令困坐紫禁城的满清皇室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只能黯然退位；另一方面却被日本视为奇货可居。川岛浪速所著之《对中国管见》很快便在日本国内发表，其所鼓吹：“世界列强之分割中国是必至的，所以日本应在此以前在满蒙制造保护国，如有机会可支援满蒙这一保护国，以统一中国本土的一半左右于日本的势力之下”的思路，也得到了日本军方和内田良平等右翼大佬的认可。可“宗社党”在旅顺虽然大唱“起兵勤王”的高调，但真正谈到“出人、出钱、出枪”的问题，却往往只能两手一摊，作望天状。
“宗社党”虽然个个非富即贵，但出逃仓促，所带不过些许细软。善耆初到旅顺之时只能靠拍卖书画古玩等维持生计，最终还要靠川岛浪速卖掉自己的东京的房产予以接济，可见其生活之窘迫。东北虽然号称满清的“龙兴之地”，但“宗社党”的社会影响力却微乎其微，毕竟八旗子弟早已从龙入关，甲午战争以来的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的汉族移民才是东北三省真正的“主流社会”。倒是数个世纪以来的“满蒙联姻”令蒙古诸部亲王对满清政府还有几分香火之情——善耆的五妹是蒙古喀喇沁亲王的福晋，善耆的叔伯妹妹则嫁给了图什业图亲王。因此“宗社党”很自然的便将希望寄托于蒙古牧民身上。
此时的蒙古草原之上也是一片波诡云谲。1912年2月15日，沙俄利用外蒙封建王公、喇嘛活佛对关内革命的畏惧心理，策动外蒙宗教势力领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建立所谓“大蒙古国”。得到沙俄武装支持的“库伦独立军”很快便控制了外蒙全境，并大举向南扩张。沙俄的这一举措不仅事先照会了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更希望日本在“谅解”的同时予以配合。早已对满蒙怀有野心的日本自然不甘沙俄专美于前。1912年6月，日本关东军多贺宗之少佐将一大批军火从大连通过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运送到公主岭，然后再用马车装车，准备穿过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交界点郑家屯，运送至喀喇沁草原。
此次军火运输可谓日本满蒙独立运动的关键性一环，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准备，满清“宗社党”已于内蒙各地招兵买马，秘密赶制了大批“龙旗”，印发各种票面的“军用票”，刻制各类关防和委任状，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军火这股东风。在东北三省的政治中枢沈阳，日本关东军也加紧对驻防北大营的新军第二混成协的渗透。只要“宗社党”于内蒙顺利举事，北大营内的新军将随即哗变。曾经压制东北革命的“奉天巡防军”统制张作霖此时也早已为日本所收买，日本一举鲸吞满蒙的时机似乎已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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