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银器被带往西方，散落海外长达一个世纪，历经世代流传，一度被历史尘封，甚至被误认为是西方人所制造。直到1975年，学术著作《中国外销银器》出版，才使得“中国外销银器”这一概念产生，人们才知这些银器是来自古老的中国。
在以瓷器为文化标志的古代中国，银器是个小众化的物类，然而在古时的欧美却反之，他们的贵族有使用繁复银器的传统，这样界线分明的物质文化差异，至清代晚期被打破。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强势的西方工商业占领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卷入了迅速发展的海洋贸易之中，刺激着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外向性发展。
随着西人的到来，西式器物也大量涌入，西式礼仪习俗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开始传播。在以上海、香港为代表的港口贸易城市中，西方的侨民、中国的上层社会都使用着精致的银器，它们或是饭局上银灿灿的餐具，或是花瓶、奖杯之类的物件，被用作社交赠礼、活动纪念品。
不断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中国本土踏实手巧的银匠们，他们用中国古代纯手工的方式，制造出了一件件惊艳的手工银器。美国银器研究力作《中国外销银器》一书中评价到：“晚清外销银器上一丝不苟的细节、极致精美的设计，可称中国传统银器艺术的至上巅峰。”
中国的银器，很快有了更大的市场——销往西方。它们的热销，与器物价格的低廉不无关系。与西方高昂的银器制造费用相比，中国外销银器的工艺非凡，却又价格低廉，使西人大吃一惊，许多人通过来华商船远距离订购这些银器。
银器的中国制造，一开始是以纯粹仿造西式银器的模式为主，就连器物底部也要像模像样地打上伪造的伦敦标识。
1885年后，由于电报的使用、轮船代替帆船、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等各种因素，大量西方游客涌入中国，他们对于中国的古董和传统工艺品十分有兴趣，并将它们买下带回国，以致各种带有浓郁“中国风”的工艺品十分畅销。
“中国风”的崛起，还有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便是，欧美等国在经历了18世纪繁缛的新古典主义装饰风格之后，更倾向于将自然界的有机形式和曲线引入生活，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美学所追求的“和谐于自然”正好契合。
在市场诉求的刺激下，中国银匠将传统的“梅兰竹菊”“喜上眉梢”及一些戏曲故事或是国画中的人物风景图，搬到西式银器上作装饰，居然获得了奇崛多姿的效果。
更晚一些的中国外销银器，连器形也逐渐变得中式。最具特色的是茶具，许多银茶壶的设计借鉴了紫砂壶的造型和风格，将动物、植物等大自然中的物化形态融入到器具造型和装饰中，有些更是直接模仿明代紫砂壶的造型，如南瓜壶、菱花壶等等。
这种深挖民族特色，融入现实需要的创新做法，带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国银器的需求，最终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一席之地。
喜上梅梢纹银壶（如前图）由提梁壶和酒精炉支架两部分组成，通高750px，总重1160g。壶的器形大体呈菱柱形，棱形盖，菱形盖钮，竹节形流，竹节形外撇三足，竹节状提梁把，把两端镶嵌象牙，用以隔热。壶腹贴焊喜上梅梢纹，即喜鹊与梅枝的图案。
“喜上梅梢”是我国清代流行的装饰图案之一，其构图为喜鹊站在梅枝上，与词语“喜上眉梢”巧妙谐音，有着吉祥美好的寓意。这一图案的普遍应用，与清代（尤其是清晚期）流行以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为装饰题材，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
壶下有一竹节纹酒精炉支架，壶身有横出的短节，架在酒精炉支架上。壶的底部打烙有中文和英文两个底款，分别是“WOSHING”和“安昌”，可能是银匠、作坊或是银器商店的名字。
这件器物有浮雕感的壶壁纹饰，装饰效果明显，却华而不俗，雅俗共赏。该壶本属美国的弗兰克女士所有，后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纳为藏品。
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清代外销银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银器继唐代以后的第二次巅峰，由于有货币白银的材料支持和海洋贸易带来的西方市场，清代才是真正的中国银器大发展的时代。
中国外销银器的数量是巨大的，现在的英国、美国、南亚以及南美洲等国，都有那个时代中国外销银器的零散身影。
它们不同于西方机械制造的银器，而是中国工匠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倾力打造。其上精微有致的纹饰图案，是熟练运用传统手艺的杰出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中国趣味：梅兰竹菊的自然清新、龙凤鸟雀的活泼自在、戏曲故事的生动热烈、人物风景的和谐洒脱……
这些银器上，许多还镌刻中英文字，或是家族族徽，或是人名，或是纪念性的铭文，那些蜷曲盘绕的古典英文字母或是刚硬工整的繁体字，至今清晰优雅。
中国外销银器，是旧中国开拓海外贸易的见证。这些银器所代表的，是离我们既近又远的帝国时代的余韵，是中西方两种不同艺术文化的交融，是中国传统银匠在那个时代里创造力与技艺的记录与再现。
它们带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晚清视界。
（作者：齐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