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公元3世纪到公元6世纪之间，全球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河期，亚欧大陆北部变得异常寒冷。从蒙古高原到俄南草原这一条长长的游牧带遭受恶劣天气的残酷打击，牛羊大批死亡，牧民生活难以为继，于是各游牧部族纷纷南下农耕文明区，或移居南方农耕帝国境内，或者直接劫掠。中国历史著名的“五胡乱华”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与罗马的情况类似，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原王朝为了弥补人力的不足，不断的招徕北方部族附塞而居，甚至在内战中直接武装胡人为自己作战（八王之乱）。游牧部族于是渐渐羽翼丰满，等中原王朝出现危机时，他们蜂拥而起推翻中原王朝，在中国境内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而欧亚大陆西端的西罗马帝国，此时也由胜转衰，在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这波规模空前的大袭击前无力招架摇摇欲坠，竟而最终亡国。
公元4世纪，一个名字叫做匈奴（英文名称Hun，很多文献中把这个词翻译成匈人，以示区别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文一律采用匈奴人的称呼，特此说明）的游牧民族突然出现在里海北岸的顿河草原上，正如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所言：“一个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种族从遥远世界的角落里冒出来，像一阵从高山中降下的旋风，将一切挡在他们前进道路中的物体连根拔起、毁灭殆尽。”他们像魔鬼一样凶残但又战无不胜，他们击败了在这里游牧的阿拉人，阿兰人不得不向西迁移，挤压东哥特人的生存空间，东哥特人被迫向西迁移，压迫西哥特人，引发了日耳曼部落大迁徙浪潮。在遥远的北方，多瑙河北岸的沼泽地中，成千上万的难民在那里聚集，这些人宁愿逃离他们的田地和村庄，忍受贫穷与饥饿，也不愿意面对那些可怕的敌人。这些日耳曼部族像潮水一样进入罗马境内，阿米亚努斯引用了维吉尔的诗句形容他们：“要计算他们的人数简直是空思妄想，如同要细数狂风怒号的利比亚的沙子一样。”罗马帝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剧烈冲击，紧接着帝国的安全也受到了致命威胁，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蛮族入侵”。
入侵欧洲的匈奴骑兵
第一个入侵罗马疆土的是西哥特人（日耳曼部落之一），他们为躲避匈奴人的铁蹄进入帝国东部避难，但后来因不堪罗马官员的欺压愤而发动叛乱。他们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战胜了西罗马军队，西罗马皇帝瓦伦斯也于是役阵亡。继位的提奥多西被迫与西哥特人订立和约，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地划分他们居住，并且答应供给粮食，西哥特叛乱才平息下来。5世纪初，西哥特人再度发动叛乱，他们在首领阿拉里克率领下，先是蹂躏了巴尔干半岛，然后进军意大利半岛，沿途得到大量奴隶、隶农和农民的加入，声势浩大。这时罗马已经分为东西两半，西罗马军队主力从莱茵河前线回军救援，却导致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更大规模的入侵。另外一个日耳曼部落汪达尔人乘机越过莱茵河侵入高卢，然后又南下西班牙建立国家。
日耳曼人
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城，勒索了大量钱财后才暂时退兵。两年之后，阿拉里克再次围困罗马，城内奴隶打开了城门将西哥特人放入。在内外夹攻之下，这座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终于沦陷了，随后遭到了西哥特人的大肆烧杀劫掠。西哥特人并没有占领罗马，而是向西进入高卢南部，将此前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逐走，于419年建立了西哥特王国。汪达尔人则渡海进入北非，于439年攻克古城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王国，切断了西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的粮食来源，导致西罗马经济进一步走向崩溃。同时汪达尔人在地中海上四处抢劫商船，西罗马帝国本已十分脆弱的商业网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公元455年，汪达尔国王该萨里克率领大批舰队渡海北上攻陷罗马，又把罗马洗劫一空，劫后罗马居民仅存七千人。与此同时，其他日耳曼部落纷纷进入各罗马行省：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占领了高卢地区；盎格鲁人、萨克森人和朱特人占领了的不列颠岛南部；苏维汇人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北一角。
汪达尔人洗劫罗马的场景
油画中西哥特人洗劫罗马的场景
在分裂后的头几十年里，西罗马帝国的疆土已经千疮百孔，无数日耳曼小部落在其间建立了独立王国。西罗马人仅剩的领地除了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海东岸地区外，只有高卢北部地区和北非的一小块狭长的土地，就是这些地区也防守极其薄弱，连首都罗马都很容易被蛮族攻破。同时西罗马皇帝也成了蛮族雇佣军的傀儡，昔日享有赫赫威名的罗马军团已不堪再战，要想维持西罗马帝国名义上的存在，罗马皇帝离不开这些蛮族军人的保护。与西部的同胞相反，东罗马帝国（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旧称拜占庭故而也被称作拜占庭帝国）虽然未能解除蛮族的威胁，但一直保持了社会和经济上的稳定。各蛮族入侵的主要目标是西罗马，因此拜占庭只需向他们交纳巨额赎金就可以幸免。与此同时，拜占庭皇帝狄奥多西斯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修筑了极其坚固的城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被“野蛮人”攻不破的城市。
第一波蛮族入侵带来的动荡渐渐归于平静，各个蛮族虽然建立了许多国家，但彼此征战不休，并无统一昔日罗马疆域的志向。因此西罗马受到的威胁已经暂时降低，只要利用他们之间矛盾巧妙的周旋其间，同时慢慢积蓄自己的实力，等待合适的时机一战而定，收复罗马旧疆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然而灾难才刚刚开始，正当罗马人渐渐恢复正常秩序时，那个带来这一切可怕灾难的敌人——匈奴人也正在逼近。
公元6世纪蛮族大迁徙形势图
关于匈奴人的来源，史学界并无定论。因为匈奴人本身没有文字和历史记载，所以关于他们和文明民族打交道之前的历史都无法得知。至于搅乱欧洲的匈奴人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是否为一个民族，迄今也没有直接证据。
《汉书?匈奴传》中记载匈奴人“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而罗马史学家马塞林对匈奴人有这样的描述：“匈奴人比欧洲所有的蛮族还要野蛮很多。他们天生丑怪，四肢粗短，躯干壮硕，大脑袋，罗圈腿，整个身体的线条就好象是上帝用斧头在一块老树根上随便砍出来的一样。他们吃半生不熟的兽肉，或者是地里挖出来的草根，从来不用调料；穿粗糙的亚麻布衣服，或者是鼠皮袍子，一件衣服上身以后就再也不洗不换，直到破烂不堪。他们在马背上生长，可以几天几夜不下马。打仗的时候，他们很少排成整齐的队形，时而分散，时而聚集，来去如风，往往在敌人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已经冲到眼前，而杀戮劫掠一番后又迅速离去。他们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在远处他们飞快地射箭，来到近前他们用剑与敌格斗，舍身忘死骁勇无比，当敌人拚命招架时他们会突然甩出绳套，将敌人缚倒在地，动弹不得。”
匈奴骑兵画像
也许难以确定此匈奴人与彼匈奴人是否为同一个民族，但两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以游牧为生，精于骑射、来去如风，具有极强的侵略性并且对农耕定居文明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匈奴人一进入欧洲，便体现出远超其他蛮族的强大战斗能力，以至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迁移潮，这与他们的作战特点是密不可分的。匈奴战术最大的特点是惊人的闪电式攻击，具有极强的战略机动性。他们的军队主要由轻骑兵组成，一天之中可以几次更换坐骑以保持高速行军，往往能在敌军兵力还未集结前便已杀到，正是这点令对手深为畏惧。与此同时，匈奴军队在战场上的战术机动性也很强，他们延续了帕提亚等东方游牧民族的弓骑兵战术，作战时利用机动性和敌军保持距离，同时用手中的弓箭远程射杀敌人，这种战术对崇尚重步兵近战的罗马世界军队来说，始终是个无法克服的难题。
除此之外，匈奴军队战斗力之所以如此强还有个关键性原因，那就是他们装备着更为先进的马具。后世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匈奴人入侵欧洲时的马上装具：“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高桥马鞍）。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
马镫示意图
在世界军事发展史上，高桥马鞍和马镫堪称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两者未发明之前，骑兵战斗力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战马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平台。那时的很多军队甚至把只是把马当成行军时的坐骑，到了战场还需要下马作战。只有骑术高明的游牧民族才能在无马镫的情况下拉弓射箭。而一旦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骑手在马上就有了稳固的支点，他们的两只手被解放出来，可以更加轻松的完成射箭、劈砍等战术动作。同时马镫的发明也完善骑兵挺矛冲锋的战术，让重装骑兵的冲击变得更加有力和可怕，这对后来欧洲中世纪的军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率先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的匈奴人能够横扫欧洲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375年，到达黑海北岸的匈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他们先向西攻灭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多瑙河沿岸所建立的国家，然后向南攻克亚美尼亚，一直打到波斯和叙利亚。匈奴人以凶残闻名于世，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烧杀掳掠的机会，而走后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多瑙河南岸富庶的耐苏城(Naissus)后来被匈奴人攻陷，因为他们将城市烧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年后罗马的使者经过这里时不得不在城外宿营，而这时河边仍然能见到累累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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