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版的朱元璋像，面相丑陋，暴虐而苛酷；官方版的朱元璋像，面貌端正，慈祥而威严。
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可能是出身最为卑微的一个。从他起上溯好几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每况愈下，到他祖、父这两辈，甚至沦落为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仅靠耕种别人的土地糊口的佃农。
元末遇到年荒，半月之内，朱元璋的父、母、长兄接连饿死，他们家穷得连埋葬父母的一块坟地都没有。还好有好心人同意让他把父母葬在自家的地里。
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找来两块木板，把裹着破衣裳的父母尸体抬到地里，草草埋葬。那一年，朱元璋年仅17岁。既葬之后，生活更加困难，年纪还小的朱元璋和二哥，相向哭泣，一筹莫展，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为了活命，二哥出外逃荒，孑然一身的朱元璋只好到皇觉寺当了和尚，以求混得一口饭吃。可不到两月，皇觉寺也养活不了他，就让他外出化缘（实为乞讨），自谋生路。
此后的三年中，朱元璋行遍安徽合肥，河南固始、信阳、汝州、陈州、鹿邑，再回走安徽亳县、颍州等地，饱尝了人生的苦难和世态的炎凉。
这几年的经历，对朱元璋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已经习惯于各种刀风剑霜、摧折磨难、痛苦屈辱。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少艰辛，他都必须擦干眼泪、砥砺前行，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活下去。
在朱元璋外出乞讨的三年间，反元大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已经回到皇觉寺的朱元璋加入到反元大起义的队伍中，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历经逆境磨难的经验与阅历，使朱元璋变得倔强而刚毅，忍辱而容物，沉稳而多智，成就了他的帝王之业。
他从一个小兵，成长为一军统帅；再由一军统帅，成长为独占一方的吴王；再从独占一方的吴王，成长为统治庞大帝国、掌握数千万子民命运的大国皇帝。
而朱皇帝年少时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必定对整个帝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面的，且每一面都达到了极致。
A面：嗜血成性
关于朱元璋，流传甚广的是他做过很多残忍的事。少年时代凄风苦雨的经历，像砧锤砺石，把他锤炼打磨得心如铁石，是一个什么心都狠得下的人。
大开杀戒
古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为后世诟病的重要一点是——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
洪武年间共有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此两案也合称“胡蓝之狱”，为政治案件）、“空印案”和“郭桓案”。
这四大案所诛杀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胡惟庸案”，死亡人数超过3万；“蓝玉案”，有记载的死亡人数为25000人。经此两案，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且大多是“灭门之祸”。
有人做过统计，这些战功显赫的元勋，只有徐达、汤和等少数几人是正常死亡的。
关于史载正常死亡的徐达，也有一段颇为著名的传说。从私人关系来说，徐达既是朱元璋的老乡、战友，又是儿女亲家——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其中之一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
据传，病重之际，朱元璋却给他送去了一种食物——蒸鹅。徐达的病是忌讳吃鹅肉的，但是看到天子送来的鹅肉，徐达只得含泪吃下，不久病发而死（一说是徐达没有吃鹅肉，但是明白了朱元璋让他死的用意，服毒自杀）。
虽然这个传说并没有史实依据，但也可看出，做这样一个猜忌心重又心性残酷的皇帝的臣子，是多么的战战兢兢。
恐怖刑罚
朱元璋对功臣几乎采取了“灭绝”政策，对其他臣子，也毫不手软。朝堂之上，他发明了“廷杖”之刑。大臣如果在上朝时得罪了皇帝，无需经过司法部门的审讯，就直接拉到午门外打上几十大板，甚至有可能当场打死。
大臣们在朝堂上提心吊胆，哪怕回到家中，也不能任意行事，因为朱元璋还广泛地布置了各种“密探”，监视朝臣们的言行，据说连他们晚上吃了什么饭、做了什么事，皇帝都一清二楚。一旦查问起来，大臣若所对不实，就会获罪。
这些“密探”，有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称呼——“锦衣卫”。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侍卫和掌管仪仗卤簿的亲军，但朱元璋却授予了他们监视、窥探之权，还给予他们缉捕、审讯、关押乃至诛戮之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需要通过司法部门。
据说锦衣卫审讯“犯人”的刑具有18种之多，重囚行刑，血肉横飞，求死不得。即使有幸在审讯时逃过一死，也会被投入“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堪比人间地狱的“诏狱”。进入诏狱的，很少能够活着出来。
为了惩罚贪官，朱元璋还“独创”了很多恐怖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如果官吏贪污，就将贪官的人皮剥下，填上茅草，吊在官衙门口以警示继任者。
残忍的刑罚不止此一端，虽然这些刑罚是为了惩戒贪官污吏，有“乱世用重典”之意，但其手段之残忍，实在是闻所未闻。
猜忌可能是专制皇帝的通病，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做得如此极致。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苦难经历和卑微出身有关——由苦难而生残暴，由自卑而生猜忌。
据说朱元璋经常学他的同乡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假如别人也这么说，就大祸临头了。
他特别忌讳别人用“光”“秃”“僧”“贼”之类的字眼（因为他参加过义军，剃过光头、当过和尚），甚至忌讳用和“光”、“秃”、“僧”、“贼”同音或关联的字。底下的人用错了一个字、说错了一句话，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此外，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最怕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不起他，一旦有文人被“认定”“看不起”他，那个人就在劫难逃了。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并常常虐杀那些不肯为新朝效力（不愿当官）的文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触动了朱元璋这根敏感的神经——这些人不肯当官，肯定是因为看不起他这个“没有文化”的皇帝！洪武朝因“文字狱”和征召不就而被杀的文人非常多。
以上种种，会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由这样一位“妖魔皇帝”统治，岂不是人人自危？然而，朱元璋的另一面，却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B面：布衣天子
起于微贱、饱尝“饥饿”和人世艰辛的朱元璋，在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对小民百姓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关怀。
均贫富治污吏
客观地说，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帮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给予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但是，不少勋臣却存在着居功自傲、鱼肉百姓的暴发户心态。
有些勋臣家中的田地绵延数千亩以至数万亩，却仍然贪欲不足，竞相采用“飞洒”（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诡寄”（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移坵换段”（改动地段的区划来谋取私利）等手段来隐瞒田土，逃避应纳的税粮和差役，把它转嫁给百姓，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而曾有过“赤贫”经历的朱元璋深知，如果贫富过度分化，百姓连一口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就可能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于是，朱元璋找借口收拾了这些过于飞扬跋扈的功臣，同时压制了一大批“富者”，暗含着“均贫富”的深意在里面。
朱元璋针对贪官污吏的种种铁腕，也限制了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朱元璋的理想是，杀掉那些他认为犯罪严重的贪官，同时通过严苛的法律震慑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
不过到了晚年他悲哀地发现，贪官污吏杀了一个，又站出来一个，“前仆后继”、杀也杀不完。困惑之余，他发出了著名的“朱元璋之问”：“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自己虽然对肃贪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贪官污吏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这就大大地保护了无权无势的下层百姓，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重农桑聚人口
除了对官僚阶层进行铁腕控制、保护百姓的利益，朱元璋在位期间，在恢复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也做了不少实事。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特地带着他的大儿子朱标（他选定的继承人）“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并告诉他农民“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一定要体恤民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向全国发布《农桑学校诏》，为农业和教育设置专门的机构，务使人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
此外，朱元璋采取了许多奖励农桑、撙节用度、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尽力田亩”。
经过元末的长期战乱，国家人口锐减，无主抛荒的田土很多。明初最大的问题是缺人而不是缺地。因此，朱元璋将“生聚人口”作为安养生息政策的头等大事之一。
他鼓励生育和早婚，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除此之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还有：释放和限制奴婢；禁止人口买卖；限制出家为僧、为道。还有，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起源于此），合理地调配人口、缩小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差异，大大地解决了明初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建里甲救贫疾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背井离乡，往往伴随着流浪、饥饿、缺乏安全保障等等，境遇非常悲惨。朱元璋自己的家庭，从祖父甚至曾祖父开始就因为交不起税款而被迫多次迁徙，最后沦为赤贫，还发生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有此切肤之痛，朱元璋特别强调要让农民立足本乡、过上稳定的生活，甚至采取了强制措施。
洪武年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规定：离家百里以上者，必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通行证）才可出行，否则以“私渡关津”论，杖八十。
应该说明的是，这种今天看来有些不通情理的禁止迁移制度，在明初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仅保证了农业的劳动力，而且使广大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免于流离之苦。
为了构建完善而又可以控制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和里甲制度。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里长必须是本村中德高望重者。他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斥责和处罚那些行为不检者。如果有人屡教不改，就将其定为“顽民”，交给官府处理（通常官府处理要重得多）。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里甲制度中有对同村、同族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进行无条件救助的规定，即“邻保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
朱元璋甚至试图强迫上中人户资助本里中因贫困、残疾而乞食者，规定上中人户倘若“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则“验其家，所有粮食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
经过朱元璋二三十年的“生聚”和治理，到洪武末期，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人口约6000万人，恢复到元盛期的水平。
人们的衣食有所保障，道无饿殍，炊烟又起，“鸡犬之声相闻”。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人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可能已经达到了温饱水平，实现了朱元璋的预期目标，并为后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总之，套用现在的话说，朱元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虽然不是一个仁慈、善良的皇帝，但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皇帝。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朱元璋的残酷和暴虐，但这仅是他多种面相的一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很不全面的。我们在评价朱元璋此人时，不应简单地把他“妖魔化”。
（作者:赵爽 苏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