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朱元璋的A面和B面吗?

民间版的朱元璋像,面相丑陋,暴虐而苛酷;官方版的朱元璋像,面貌端正,慈祥而威严。

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可能是出身最为卑微的一个。从他起上溯好几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每况愈下,到他祖、父这两辈,甚至沦落为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仅靠耕种别人的土地糊口的佃农。

元末遇到年荒,半月之内,朱元璋的父、母、长兄接连饿死,他们家穷得连埋葬父母的一块坟地都没有。还好有好心人同意让他把父母葬在自家的地里。

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找来两块木板,把裹着破衣裳的父母尸体抬到地里,草草埋葬。那一年,朱元璋年仅17岁。既葬之后,生活更加困难,年纪还小的朱元璋和二哥,相向哭泣,一筹莫展,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为了活命,二哥出外逃荒,孑然一身的朱元璋只好到皇觉寺当了和尚,以求混得一口饭吃。可不到两月,皇觉寺也养活不了他,就让他外出化缘(实为乞讨),自谋生路。

此后的三年中,朱元璋行遍安徽合肥,河南固始、信阳、汝州、陈州、鹿邑,再回走安徽亳县、颍州等地,饱尝了人生的苦难和世态的炎凉。

这几年的经历,对朱元璋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已经习惯于各种刀风剑霜、摧折磨难、痛苦屈辱。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少艰辛,他都必须擦干眼泪、砥砺前行,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地活下去。

在朱元璋外出乞讨的三年间,反元大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一个偶然的机会,已经回到皇觉寺的朱元璋加入到反元大起义的队伍中,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历经逆境磨难的经验与阅历,使朱元璋变得倔强而刚毅,忍辱而容物,沉稳而多智,成就了他的帝王之业。

他从一个小兵,成长为一军统帅;再由一军统帅,成长为独占一方的吴王;再从独占一方的吴王,成长为统治庞大帝国、掌握数千万子民命运的大国皇帝。

而朱皇帝年少时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必定对整个帝国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面的,且每一面都达到了极致。

A面:嗜血成性

关于朱元璋,流传甚广的是他做过很多残忍的事。少年时代凄风苦雨的经历,像砧锤砺石,把他锤炼打磨得心如铁石,是一个什么心都狠得下的人。

大开杀戒

古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为后世诟病的重要一点是——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

洪武年间共有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此两案也合称“胡蓝之狱”,为政治案件)、“空印案”和“郭桓案”。

这四大案所诛杀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胡惟庸案”,死亡人数超过3万;“蓝玉案”,有记载的死亡人数为25000人。经此两案,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且大多是“灭门之祸”。

有人做过统计,这些战功显赫的元勋,只有徐达、汤和等少数几人是正常死亡的。

关于史载正常死亡的徐达,也有一段颇为著名的传说。从私人关系来说,徐达既是朱元璋的老乡、战友,又是儿女亲家——他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其中之一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

据传,病重之际,朱元璋却给他送去了一种食物——蒸鹅。徐达的病是忌讳吃鹅肉的,但是看到天子送来的鹅肉,徐达只得含泪吃下,不久病发而死(一说是徐达没有吃鹅肉,但是明白了朱元璋让他死的用意,服毒自杀)。

虽然这个传说并没有史实依据,但也可看出,做这样一个猜忌心重又心性残酷的皇帝的臣子,是多么的战战兢兢。

恐怖刑罚

朱元璋对功臣几乎采取了“灭绝”政策,对其他臣子,也毫不手软。朝堂之上,他发明了“廷杖”之刑。大臣如果在上朝时得罪了皇帝,无需经过司法部门的审讯,就直接拉到午门外打上几十大板,甚至有可能当场打死。

大臣们在朝堂上提心吊胆,哪怕回到家中,也不能任意行事,因为朱元璋还广泛地布置了各种“密探”,监视朝臣们的言行,据说连他们晚上吃了什么饭、做了什么事,皇帝都一清二楚。一旦查问起来,大臣若所对不实,就会获罪。

这些“密探”,有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称呼——“锦衣卫”。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侍卫和掌管仪仗卤簿的亲军,但朱元璋却授予了他们监视、窥探之权,还给予他们缉捕、审讯、关押乃至诛戮之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需要通过司法部门。

据说锦衣卫审讯“犯人”的刑具有18种之多,重囚行刑,血肉横飞,求死不得。即使有幸在审讯时逃过一死,也会被投入“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堪比人间地狱的“诏狱”。进入诏狱的,很少能够活着出来。

为了惩罚贪官,朱元璋还“独创”了很多恐怖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是“剥皮实草”之刑:如果官吏贪污,就将贪官的人皮剥下,填上茅草,吊在官衙门口以警示继任者。

残忍的刑罚不止此一端,虽然这些刑罚是为了惩戒贪官污吏,有“乱世用重典”之意,但其手段之残忍,实在是闻所未闻。

朱元璋钦定的《大明律》

猜忌可能是专制皇帝的通病,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那样做得如此极致。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苦难经历和卑微出身有关——由苦难而生残暴,由自卑而生猜忌。

据说朱元璋经常学他的同乡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假如别人也这么说,就大祸临头了。

他特别忌讳别人用“光”“秃”“僧”“贼”之类的字眼(因为他参加过义军,剃过光头、当过和尚),甚至忌讳用和“光”、“秃”、“僧”、“贼”同音或关联的字。底下的人用错了一个字、说错了一句话,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此外,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最怕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不起他,一旦有文人被“认定”“看不起”他,那个人就在劫难逃了。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并常常虐杀那些不肯为新朝效力(不愿当官)的文人,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触动了朱元璋这根敏感的神经——这些人不肯当官,肯定是因为看不起他这个“没有文化”的皇帝!洪武朝因“文字狱”和征召不就而被杀的文人非常多。

以上种种,会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由这样一位“妖魔皇帝”统治,岂不是人人自危?然而,朱元璋的另一面,却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B面:布衣天子

起于微贱、饱尝“饥饿”和人世艰辛的朱元璋,在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同时,却又体现出对小民百姓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关怀。

均贫富治污吏

客观地说,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对帮他一起打天下的勋臣,给予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但是,不少勋臣却存在着居功自傲、鱼肉百姓的暴发户心态。

有些勋臣家中的田地绵延数千亩以至数万亩,却仍然贪欲不足,竞相采用“飞洒”(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以逃避赋税)、“诡寄”(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移坵换段”(改动地段的区划来谋取私利)等手段来隐瞒田土,逃避应纳的税粮和差役,把它转嫁给百姓,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而曾有过“赤贫”经历的朱元璋深知,如果贫富过度分化,百姓连一口饭都吃不上的时候,就可能铤而走险,走上造反的道路。于是,朱元璋找借口收拾了这些过于飞扬跋扈的功臣,同时压制了一大批“富者”,暗含着“均贫富”的深意在里面。

朱元璋针对贪官污吏的种种铁腕,也限制了各级官吏对百姓的盘剥。朱元璋的理想是,杀掉那些他认为犯罪严重的贪官,同时通过严苛的法律震慑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

不过到了晚年他悲哀地发现,贪官污吏杀了一个,又站出来一个,“前仆后继”、杀也杀不完。困惑之余,他发出了著名的“朱元璋之问”:“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朱元璋自己虽然对肃贪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在他的统治时期,贪官污吏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这就大大地保护了无权无势的下层百姓,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重农桑聚人口

除了对官僚阶层进行铁腕控制、保护百姓的利益,朱元璋在位期间,在恢复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也做了不少实事。

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特地带着他的大儿子朱标(他选定的继承人)“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并告诉他农民“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一定要体恤民艰。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所做的大事之一便是向全国发布《农桑学校诏》,为农业和教育设置专门的机构,务使人民“丰衣足食,理道畅焉”。

此外,朱元璋采取了许多奖励农桑、撙节用度、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尽力田亩”。

经过元末的长期战乱,国家人口锐减,无主抛荒的田土很多。明初最大的问题是缺人而不是缺地。因此,朱元璋将“生聚人口”作为安养生息政策的头等大事之一。

明初的移民碑

他鼓励生育和早婚,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除此之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还有:释放和限制奴婢;禁止人口买卖;限制出家为僧、为道。还有,通过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起源于此),合理地调配人口、缩小各地区之间的人口差异,大大地解决了明初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建里甲救贫疾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背井离乡,往往伴随着流浪、饥饿、缺乏安全保障等等,境遇非常悲惨。朱元璋自己的家庭,从祖父甚至曾祖父开始就因为交不起税款而被迫多次迁徙,最后沦为赤贫,还发生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有此切肤之痛,朱元璋特别强调要让农民立足本乡、过上稳定的生活,甚至采取了强制措施。

洪武年间,朱元璋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规定:离家百里以上者,必须领取官府印制的“路引”(通行证)才可出行,否则以“私渡关津”论,杖八十。

应该说明的是,这种今天看来有些不通情理的禁止迁移制度,在明初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仅保证了农业的劳动力,而且使广大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免于流离之苦。

为了构建完善而又可以控制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朱元璋设计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和里甲制度。以村为单位的里甲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提倡村民利用心中朴素的儒家道德观念,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里长必须是本村中德高望重者。他有责任向村民进行道德训示,并斥责和处罚那些行为不检者。如果有人屡教不改,就将其定为“顽民”,交给官府处理(通常官府处理要重得多)。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里甲制度中有对同村、同族的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进行无条件救助的规定,即“邻保相助、患难相救、疾病相扶持。”

朱元璋甚至试图强迫上中人户资助本里中因贫困、残疾而乞食者,规定上中人户倘若“见乞觅之人,不行资给”,则“验其家,所有粮食存留足用外,余没入官,以济贫乏”。

经过朱元璋二三十年的“生聚”和治理,到洪武末期,人口有了显著的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共有人口约6000万人,恢复到元盛期的水平。

人们的衣食有所保障,道无饿殍,炊烟又起,“鸡犬之声相闻”。人们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人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可能已经达到了温饱水平,实现了朱元璋的预期目标,并为后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总之,套用现在的话说,朱元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虽然不是一个仁慈、善良的皇帝,但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皇帝。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朱元璋的残酷和暴虐,但这仅是他多种面相的一面,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很不全面的。我们在评价朱元璋此人时,不应简单地把他“妖魔化”。


(作者:赵爽 苏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