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漠视英美帝国主义过去对日本政治性的帮助与默认，在占领全亚洲野心的驱使下，偷偷袭击了美国珍珠港基地，同时击沉了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艇，迅速全面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沦入日本之手，上海处于全面沦陷状态。
一篇让人琢磨的文章
实际上，日本在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后即占领上海，但是租界却是一块“孤岛”。租界本身是英美法等国侵略中国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愉快的回忆。但是在日本占领上海后，这块孤岛，又成为抗日志士的栖身之地，很多影视作品都表达过这一点。
日本在全面占领上海后，于1943年8月1日全面进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进行了所谓的“交接”，并把这一日定为所谓的中国人民“收回”租界的“解放日”，并强行命令全上海各报纸杂志都要发表专论以示庆祝，以制造“上海解放”的假象，将自己装扮为“解放者”。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双重的侮辱。对上海的报纸和杂志来说，这是侮辱，又是一道难题。1943年9月3日的《万象》第3年第2期，是这样表达的：在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翠拂行人首》旁，有一篇毫无关联性的短文，很明显的临时插进去的。
文章的标题是《可纪念的一日》，内容如下：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
它值得我们的深思，感奋！
外人统治了百年的上海租借地，今日终告收回！
我们知道租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在中国的版图以内，主权却不属于中国，它是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地。它几乎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薮，种种黑暗，罄竹难书！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主权当然是属于中国，毫无疑义，然因中国历年积弱，卧榻之旁竟容他人酣睡，这是多么可悲，可痛！今日收回租界，当然值得警惕！庆祝！
独立、自主，领土完整，是中国近年奋斗的目标。可喜此种目标逐步达到，光明不远，值得吾人奋发，共同努力，卒底于成。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它值得我们深思、感奋！
这是一篇必须完成的“作文”，但并没有强调“解放”的喜悦，相反，它曲折地表达了沉痛。
它强调中国人需要的是真正的独立自主，对读者来说，这样的意思完全可以领会。但是在表面上看，它也近乎达到了日本人的“要求”。
这样一篇文章，是整个上海沦陷区文化的写照：必须在日本人的强制审查之下，但是却又坚守着民族底线。尽管委婉曲折，但仍然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抗。写这篇文章的，是《万象》的主编柯灵。
两种管制手段：日伪的文化控制
在日伪政权对上海沦陷区的全面思想文化控制中，舆论控制是关键的一环。他们对杂志出版实行了“强化战时出版体制”政策，所谓体制强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出版、文化事业管制的强化，而是对所谓“合理”的出版事业要尽力扶持。这就是两手，“严厉管制”和“大量制造”。
所谓严厉管制，就是要彻底肃清中国人的抗日民族意识，全面控制报纸杂志。在日本的指使下，汪伪政府先后制定了《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等，规定凡是违规内容一律查禁。凡是不利于“中日亲善、中日提携”“诽谤南京政府”的，都被视为违规。
另外，还施行出版申请登记制，在县城出版发行的，要经过省政府核准，而在省城发行的，则要经过汪伪政府宣传部核准。不许直接发行散布，如果违反，发行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所谓的“大量制造”，就是用数量来战胜质量的政策。他们不断制造麻醉中国人的大批有毒文件，也制造欺骗自己军队的读物。
在很多小型汉奸报上，日本人特别喜欢利用“春宫画”“裸体照片”来吸引读者，“嫖经”“三个女性谈性与艺术”这种类型的标题也经常见到。这种对低级色情文学的散布，其实别有用心，他们认为这样能够危害和麻醉青少年的反抗意识。
在发行方式上，日本人采用摊派的办法，汉奸常常拿着刊物按户征订，如不订，往往说“这是上面日本人的命令，不订要吃官司”云云。
这样的“两手”，其实就是镇压和利诱，面对这样的局面，文化人的分化是必然的。出卖自身的“失节文化人”，被称为“汉奸”“落水分子”，为了保障身份和名誉及富有的生活，他们在日伪政权的庇护下，大力宣传日伪政权意识形态“和平”和“反共”思想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文化意识”。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有不顾危险坚持正义和自由以及民族解放的文化人。他们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有的被逮捕，并遭受到酷刑。其中，许广平被上海日本宪兵逮捕引起了文化界的紧张。
作为鲁迅夫人的许广平，于1941年12月15日凌晨5时被逮捕，这象征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界开始毫不客气地镇压，其程度将达到极点。
最初，文化界人士尚怀有“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对不会对许广平怎么样”这样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随即完全破灭了。
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们认识到，必须采取更智慧的斗争，不能直接冲进去碰撞帝国主义的墙壁。许广平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后，许多文化人都隐藏起来，准备避难后继续做抗日文化工作。
在日伪控制的文学空间里，有良知的文化人为了争取文化阵地，选择了两条路。
一种是在与日伪无关的纯粹文学杂志里写作，这些杂志表面上追求“永久人性”，描写日常生活，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日伪政权没有理由停刊禁止，这样所谓纯文学的商业性杂志有《大众》《紫罗兰》等。
另一种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暗中组织、经营的报纸杂志，如袁殊等人复刊的《杂志》，表面上是以日本驻沪领事馆作为背景，实际上，杂志的主要领导人袁殊、鲁风、吴诚之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
留居在上海的文人，经济生活大多都是非常困苦的。战时的生活是畸形的，囤货商人可以赚大钱，唯有文化事业一落千丈，尤其与日伪政权无关的出版文化事业更陷于窘困。除了汉奸文人外，日伪政权对待文人作品都采用了严格的检查。
在这样的趋势下，进步文化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出版的刊物也经常被禁止发行。恶意减删和故意扣押，几乎断绝了以字为生的文人的生机，很多人为饥饿与疾病所困，面临着严重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生存危机。
作家石灵的生活环境是这样的：“那间阁楼似的小房子，吱吱作响的楼梯和楼板，面色憔悴的妻子和病弱的孩子们。环境险恶、工作繁重、睡眠不足、营养不良……”
著名通俗小说家孙了红患了咳血症，没有钱治疗，《万象》只得发布病情危急的消息，求助于广大读者。
《万象》甚至发表过一篇《作家、贫病、死亡》的文章，介绍了几位作家因疾病和贫穷死亡的情况。可以说，沦陷区的作家，有很多挣扎于吐血、饥饿和极度营养不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与日伪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坚强的抵抗。
柯灵与《万象》的风骨
沦陷区的杂志，《万象》是最成功的，也是最不同的。它是商业性刊物，但又比商业性刊物更靠近政治，更有锋芒。
1941年7月《万象》在上海沦陷区创刊，正是上海文化空前萧条，出版界空前沉寂的时侯。《万象》第一任主编陈蝶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自豪地说：“上海出版界的沉寂空气，是由本刊的问世打破的。”
陈蝶衣说，《万象》是为文化“尽一点力”而创办的，是为“保守既成的基业”而发行的，这是一次“带有自觉的抵抗意识的文化实践”。
《万象》编辑部，在最初就有一种文化使命感。但是，他们也准备小心翼翼地把使命感限制在文化领域，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满足青年读者的求知欲。
到了第二任主编柯灵，就不满足于此了。“在日伪对新闻出版的严密控制下，享有相对的自由，还可以为抗战文化迂回曲折地做点工作，起点作用，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示威”。
《万象》在柯灵的主持下，成为进步爱国作家的堡垒掩体，继续培植和保护了一批有才华有影响的沦陷区新老作家。
柯灵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发表第一篇作品——叙事诗《织布的女人》而步入文坛。
1943年7月柯灵编辑《万象》，至1945年6月停刊（本年仅出这一期），前后共43期，另有号外一期，几乎贯穿了上海沦陷的整个时期。
作为一个有独立追求的编辑，柯灵在《万象》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的底线是“坚决不让卖身投敌的文人在《万象》占领一个字”。
作为一个左翼文人，柯灵的主要作者当然是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作家。但是，当时鸳鸯蝴蝶派（以写爱情为主，与左翼进步文学疏远）中许多文人，在沦陷区都保持了民族气节。《万象》前期，这些作家都是其作者，柯灵任主编后，仍然团结了这些人。
和别的杂志一样，《万象》也遭到日伪政权的审查。特别是上文提到的由柯灵主笔的《可纪念的一日》发表后，日伪政权觉察到柯灵和《万象》“笑里藏刀”的意味，从此对《万象》更加“刮目相看”，加强了对杂志的审查，《万象》也因此不断被开天窗，被打上许多xxx。读者读不懂，看也看不明白。
比如有篇文章叫《大荒天》，作者叙述大荒天的残酷，慨叹“大荒天，绝望的大荒天”之后，后面是数十个xxx,如今读起来，我们根本不知道作者写的内容，只能猜测到可能是在描写饥饿的惨景中，或许谈到了当时的现实，但这显然让检查官不快，就被直接删除了事。
柯灵自己则谈到，《万象》因为被检查和印刷等问题，从第三年第7期开始变得粗劣，有时内容和预告不符，因为预告有的内容，直接被抽调了，有时页码也有残缺。
从杂志和阅读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这些“残缺”，见证了日伪政权残害文化的历史。
这种频繁的删节，从另一个角度看，证明了《万象》从未被日伪政权驯服，甚至表明了反抗越来越激烈。
1944年及1945年夏，柯灵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营救脱险。考虑到自己的被捕会连累杂志，柯灵辞去了《万象》主编的任务。
1948年，他到香港《文汇报》工作，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49年回到上海，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等职。
（作者：黄小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