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梨视频发布《实拍常熟童工产业：被榨尽的青春》短片，“中国服装之都”常熟被推到了童工问题的风口浪尖之上。童工们从云南、四川等西部省份被专业的“介绍人”忽悠到常熟的服装加工厂，在双方都没有具体纸面合同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仅靠口头约定，工厂扣押身份证、银行卡等私人物品确保童工们的劳动投入：不做完任务量就要挨打，做不满一年不发工资，请假误工要倒贴钱补偿。
这不是常熟第一次被曝使用童工。北京青年报报道，权威数据显示，自2012年以来，常熟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很明显，这反映出当地童工较为常见，绝非孤例。而事实上，常熟童工事件只是中国童工的冰山一角。
童工，最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制造业的刚需
童工雇佣产业链的需求终端，多分布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城镇，其市场竞争力正是源自于童工的廉价。
在一些不需要特殊技术、专业经验、只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岗位上，使用新手童工只需要支付一千到两千元的薪水。在面对日益严酷的用工环境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与日益增长的劳力成本之间的巨大矛盾，为童工雇佣产业链提供了绵延不绝的需求。
童工的供给背靠整个辍学青少年群体，基数庞大
童工雇佣产业链的供应端则是庞大的辍学、失学少年群体，其潜在供应人数远超纸面数字。
根据教育部“200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4年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平均为0.59％，初中生辍学率平均为2.49％。但这个平均数实际上是被东部教育大省以及城镇教育的数字拉低了。大中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农村中小学辍学率几乎为0。相比之下，中部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一些县的小学辍学率不低于2％，初中辍学率估计不低于7％。
我国从未公布过有关童工的权威性统计数字。曹迪《中国童工法律保护问题研究》一文分析称，如果按照辍学率估算，我国每年有300万名辍学青少年成为劳力市场的潜在供应。朱丹《对中国童工问题的思考》一文则称，据相关调查显示，在2007年的1000万辍学儿童中有500万被认为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成为童工。
我国正常的初中毕业生年龄为15周岁，而劳动法所规定的打工年龄为至少16周岁，那么对初中毕业生、或是提前辍学的初中生来说，15-16周岁的一年便成为一个极其尴尬的“间隔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在家无所事事，选择提前到大城镇打工，成为童工群体的一员。因此，由于童工劳力的供给与需求都有着庞大的基数，整个童工雇佣产业的形成也就水到渠成，并衍生了专门“介绍”童工的中介公司，按人头数赚取工厂招收童工的提成。
他们为什么选择辍学成为童工？越贫穷越认为读书无用
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贫困。由于上学交通、成本问题、厌学等原因，辍学外出打工成为了贫困地区16岁以下少年们眼中更好的选择。成为童工能为他们每个月赚得2000元上下的收入，远超单纯务农所得。此外，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素来流行的“打工文化”也是重要的发酵因素，大量的人口流出使得打工文化盛行，对于盲目又希望结束学业的青少年及其家庭，外出打工已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导致辍学打工的群体基数依然庞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教育回报率。在大多数农村家庭中，相比于大学等高等教育，初中教育与小学教育的教育回报率非常低，远不如外出打工那样有着立竿见影的经济回报。而且，据社科院调查研究，越是贫穷的家庭越是认为“读书无用”。
因此，一个恶性循环是，家里越穷，读书的代价越高，也越是认为“读书无用”；即使集全家之力供养出一名大学生，却又面临着“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情况，于是他们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此外，经调查发现，在初中生辍学人数上，女生的辍学率更高，传统观念认为女孩终究要嫁人，不值得花大力气培养。这也致使了大量女童工涌入工厂，占比高达73.5%。
贫穷会产生童工，但并非所有童工都是因贫穷而产生。当教育不再是实现阶层跃迁的有效途径，他们便只好选择去当童工，因为，没有更好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