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难以禁掉
在当今越来越激烈的体育竞技中，有一种东西让所有运动员谈虎色变，那就是兴奋剂。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往往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或者罚款或者禁赛，但即便如此，体育界还是屡屡爆出兴奋剂丑闻。
比如，2016年初，俄罗斯网球美女运动员莎拉波娃就因为服用米屈肼（一种可以提高人体的摄氧量和耐力的药品）被国际网联处以禁赛两年的处罚；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夕，俄罗斯田径协会大规模使用兴奋剂的丑闻引爆全球，导致该国的田径队、举重队集体遭国际奥委会禁赛；里约奥运会中，曾经出过兴奋剂问题的中国游泳选手孙杨被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辱骂为“嗑药的骗子”，随后，中国游泳选手陈欣怡又被查出服用了利尿剂……
为何有大批运动员甘愿冒风险使用兴奋剂？其实，在所有的比赛场上，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在本质上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即希望依靠兴奋剂来夺取比赛的胜利。人类曾将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概括为“更高、更快、更强”，然而，在训练水平高速发展、体育成绩突飞猛进的今天，运动员要取得比赛的胜利已经越来越难，于是一些运动员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兴奋剂身上。而且，如果职业运动员必须不断挑战并超越人类运动能力的极限，那么使用兴奋剂也是在所难免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具有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特征，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运动员就可以一举成名并带来滚滚财源。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在难以抗拒的荣誉和物质的双重诱惑面前，许多运动员仍将继续冒险使用兴奋剂。
既然兴奋剂事件将会屡禁不止，体育界人士又不得不纠缠到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中，一些运动学领域的专家开始提出一种惊人的主张：承认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合法化，或许是解决兴奋剂问题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兴奋剂也要合法化？这个观点也未免太耸人听闻了吧？！那么它究竟有没有一些道理呢？
合法化会减少麻烦
坚持兴奋剂可以合法化的专家认为，在兴奋剂越来越难以禁绝的今天，将其合法化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这样做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可以节约掉用于检测兴奋剂的人力物力，省去许多的麻烦。了解一下有关兴奋剂检测的知识，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实施兴奋剂检查在各方面都是一件非常麻烦和困难的事情。比如，兴奋剂及其代谢物的种类是很多的。自从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1968年首次公布了禁用药物（兴奋剂）的名单以来，被禁用的兴奋剂已经从当时的四大类8种药物，发展到了今天的七大类100多种。要检测100多种兴奋剂，就要找到它在体内经过人体消化后排出的几百种化合物。兴奋剂的服用剂量本来就很小，要找到这些化合物，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倒了一匙盐或糖，最后还要把它化验出来，难度可想而知。又比如，兴奋剂检测是要有时间限制的，因为人的新陈代谢是动态的，兴奋剂在人体内的代谢和降解时间有长有短，而且在各个时间段各种化合物的含量都不同。了解这一点后，运动员会想办法规避，让你检不出来。比如，曾经创造过中国田径神话的马家军就是此中高手。作家赵瑜在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删除的一个章节《药物重创马家军》中曾介绍道，马俊仁用药就很会“掐时间”：兴奋剂提前多少天吃，药力正好在运动场上发挥作用，打完比赛去尿检又不超标，这差半小时都不行。
其次，检测兴奋剂需要购置大量高新技术仪器和设备、建立专门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聘用和培训大批掌握检测分析技术的专业人员，耗资惊人。早在1988汉城奥运会的时候，每位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费用就已经约是1800美元，仅仅举办一届奥运会，需要检测的运动员人数就有数千，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比如，在中国反兴奋剂管理中心，检测一次“促红细胞生成素”（一种增加红细胞数量，促使肌肉更有劲的兴奋剂）的费用超过1000元，中心的300余名检测员每年要完成12000例左右的检查，由于经费不足，其中大约8000例需要政府资助。由此可以设想，全球每年用于各种赛事中无数运动员的检测经费加起来，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最为糟糕的就是，虽然花费了大量金钱，但兴奋剂检查常常效率低下，起不到作用。原因有两个。一方面，运动员会竭尽全力与检测机构斗智斗勇。不管检测机构找到如何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揪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运动员总会找到避免被检测出来的方法，马家军就是一例。另一方面，兴奋剂的检测要永远落后于兴奋剂的发明。对于某种兴奋剂来说，要纳入国际兴奋剂检测的范围之内，必须在该药品发明之后，被大多数人使用，并传到了相关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耳朵里，才会去研究要不要作为禁药，并寻找如何检验它的可靠方法。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等到该兴奋剂终于纳入了反兴奋剂组织的禁药名单了，那些服用的运动员也许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退役了。比如，美国自行车名将阿姆斯特朗就说过：“不用兴奋剂不可能赢环法自行车赛，在自行车赛中，兴奋剂‘文化’是一直存在的。”但实际上，在他赢得了7个环法冠军头衔之后，反兴奋剂机构才有所察觉。
所以，反兴奋剂运动中就出现了一种奇葩的现象，一项赛事的兴奋剂检测可能会拖很多年，比如，国际奥委会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始，每届奥运会的样品将被保留8年，一旦有成熟的检测新方法便可以随时重新检测样品，从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始，样品保存时间又被延长至10年。如此一来，不仅检测员要折腾，运动员也将长期不得安心。
合法化对运动员也有利
这样看来，兴奋剂合法化确实能够减少政府和体育组织机构的大量麻烦，但如果任由兴奋剂泛滥，会不会毒化竞赛氛围、危害运动员健康呢？一些专家认为，其实，兴奋剂的危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还可以对运动员有一些潜在的好处。
首先，兴奋剂合法化可以让运动员更加安全。现代体育竞技之所以禁止使用兴奋剂，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认为这些兴奋剂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反应。比如，合成类固醇将会导致痤疮、加速衰老并影响情绪，促红细胞生成素会引起血压升高、眩晕、恶心。这些兴奋剂的确会对人体造成潜在的副作用，但它们也是药物，只要使用得当，是可以利大于弊的。比如，医生可以用合成类固醇来治疗削瘦的癌症患者或艾滋病人，以帮助他们恢复因疾病而失去的体重，而促红细胞生成素也可以用来治疗贫血。
现实情况是，大部分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既缺乏对兴奋剂利弊的深入了解，又由于害怕被媒体曝光而不能请教专业医生，从而遭受不良反应困扰。如果兴奋剂可以合法使用，运动员就可以向专业医生咨询相关事宜，了解多少剂量能使兴奋剂作用发挥到最大，多少剂量会损害身体，而不是盲目听命于那些没有医学背景的体坛领导或者经纪人。而且，考虑到科技发展的规律，如果兴奋剂可以合法化，那么它在未来必定将朝着效果越来越好、副作用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能带来最优效果的兴奋剂将会畅销，更多的医用体育研究也会展开，进而使兴奋剂更加安全、有效。
其次，兴奋剂合法化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增强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体育中，所谓的公平就是指运动员的机会均等，外界不能偏袒或者遏制每一位运动员。人们常说兴奋剂会使一些运动员成绩更好，危害到比赛的公平性，但现实情况是，不管禁令如何严格，兴奋剂总是会有人用的，而且在比赛中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总有机会逃过检测机构的“眼睛”，那么兴奋剂禁令就使得这些逃过检测的运动员受到了偏袒。如果让兴奋剂合法，大家都可以放开了吃，那么体育竞技是不是更公平一点了呢？
而且别忘了，有些运动员是拥有与生俱来的基因优势的。比如曾多次夺得奥运会冠军的芬兰滑雪运动员伊尔洛·曼迪雷塔，在1960年到1972年的冬奥会中，曼迪雷塔共赢得7枚奖牌，成为最优秀的滑雪运动员。但是，科学家之后发现他在某一方面存在基因突变——身体里红细胞数天生过高，是常人的1.65倍（在体育竞赛中，运动员表现的优劣与机体运输氧气到肌肉的能力有关，红细胞具有运输氧气的功能，因此，红细胞数越多，运动员表现更好）。曼迪雷塔的基因突变使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具有了先天的优势，在同等训练强度的情况下，其他运动员依然是无法与曼迪雷塔竞争的，所以他们或许只能通过后天的方法来提高身体的红细胞数量，比如输血、外科手术、吃富铁的食物……或者服用兴奋剂。在这种情况下，兴奋剂合法化或许反而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当然，人们可能会质疑：这样一来，体育比赛所展现的还是运动员的“真实水平”么？很显然，如果兴奋剂合法化，那么运动员比拼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竞技技能，可能还要比拼身后医药团队的生物学、医学水平。但竞技体育发展到今天，赛场上所比拼的早已不限于运动员的身体水平了。田径运动员穿上了更有弹性的鞋子，游泳运动员穿了减少水流摩擦的“鲨鱼皮”泳衣（2000年悉尼奥运会，伊恩·索普穿着“鲨鱼皮”泳衣一举夺得3枚金牌，使得“鲨鱼皮”泳衣名震泳界），所以，运动员是可以借助外力的。如果非要追求运动员的纯粹的“真实水平”，恐怕所有的医学、生物以及物理手段都不能用于赛场了。
兴奋剂合法化对大众有何影响？
兴奋剂合法化对于大众来说或许也有好处。比如，这可以增加比赛的趣味性。允许兴奋剂在体育中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可以使比赛更加有趣，尤其是对于体育迷来说！谁不期待看到他们支持网球选手发出时速超过250千米的快速球呢？亦或想看一看博尔特磕了药之后能不能将百米成绩跑进8秒？对于体育迷来说，普通的比赛只会让他们昏昏欲睡，只有当非凡的运动员做一些超越人体极限的壮举，我们才会觉得体育竞技比电影、娱乐综艺节目更有趣。
又比如，兴奋剂的合法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无论票价或者付费网络直播多么昂贵，我们依旧会愿意花大价钱去观看最优秀运动员的比赛。而兴奋剂的使用可以满足我们的欲望——它使比赛具有观赏价值。另外，生物医药公司也许会赚得更多，生物学博士也许会更容易找到工作。
所以，主张兴奋剂合法的观点虽看似荒唐大胆，细想一下却也有些道理。当然，更多的专家和科学家仍然认为这违背了伦理道德，持反对态度。不过，他们也承认，现在的反兴奋剂技术与政策，离实现“无兴奋剂”比赛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既然如此，让兴奋剂合法化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本文源自大科技*百科新说 2016年第11期杂志文章、欢迎广大读者关注我们大科技的微信号：hdkj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