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诸葛亮是个英雄，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说英雄也经常会犯错误，诸葛亮也不例外，这一点同样有人相信。
千百年来评骘诸葛亮功过得失的文章、言论不知几何，称得上是多如过江之鲫。
其中直言不讳批评诸葛亮的缺点失误的亦不在少数，这种情况早在魏晋时代便已开始。
如《三国志》一书的作者陈寿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并说诸葛亮的北伐中原纯粹是“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云云。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然而他们多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局限于讲他军事指挥水平不高，用兵过于谨慎胆小，用人不免掺杂个人感情因素，尤其是他不遗余力地打压能征惯战的魏延更是为后人所诟议，事必躬亲以致没有及时培养好接班人，等等，却放过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失误。
《隆中对》并不像论者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古代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典范之作，是杰出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
恰恰相反，它的基本战略方针乃是建立在虚幻、空想的沙滩上面，即战略筹划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或说是不存在的，故而在实际操作中注定要碰壁。
正是它构成了诸葛亮一生悲剧命运的怪圈，不论诸葛亮怎么拼搏，结果仍是跳不出这个怪圈，
“有意栽花花不发”，“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好让后人一掬同情之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隆中对》的核心，是建议在多极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刘备集团，乘天下动荡混乱之际，玩弄厚黑手段，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从刘表、刘璋等人的手中夺取战略要地荆、益两州，同时避免过早地和强敌直接碰撞，“跨有荆、益，严其险阻”。
在此基础上调整好各种关系，坐大实力，为逐鹿中原、光复汉室准备条件，酝酿基础，“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
然后等到“天下有变”，也即战略时机成熟后，再分别以荆、益两州为基地，兵分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发动钳形攻势，进击中原，消灭曹操，实现所谓“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从逻辑上看，这个著名的战略构想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它既有全面具体的战略预测和分析；
又有明确无误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内容充实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更有执行战略方针、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战略措施，真的是没有料想不到的，没有安排不好的。
无怪乎，古往今来，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它顶礼膜拜，推崇备至，尽用最动听的言辞赞美它！
“孔明创蜀，决沈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 ”
▲隆中对选自《三国志》作者陈寿西晋史学家，中国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诸葛亮时的谈话内容（促成三国鼎立的战略决策）。
可是，常识告诉人们，“残缺是美”。
有问题的“计划”、有缺点的方案，才是具有可操作性、行得通的计划与方案，相反，最完美的东西却往往是最虚假的、最无用的。
完美（《孙子兵法》中称之为“全”）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事物。
然而正因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故而只能是“梦中情人”，往往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成为镜里花，水中月，变得可遇而不可求。
在战略上，如果处处求全，事事求备，就会不分主次，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进退难容，两头落空，正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总之一句话，追求十全十美，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隆中对》的优秀，是它的统计战略构想系统完善，面面俱到，具体地说，就是：
1、
利用“天下思汉”的普遍心理，凭借刘备身为“帝室之胄”的优越背景，作为政治资本，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与曹操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相抗衡。
2、
推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做好“外交”工作，为自己争取安定的战略后方和比较可靠的盟友，从而保证自身的安全，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
3、
“内修政理”，整顿吏治，清明政治，发展经济，搞好内部建设，积蓄实力，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然而，《隆中对》的最大弊病，恰恰在于它的完美与圆满，从而成为一纸在实际行动中根本行不通的战略假设。
这中间的问题，在于诸葛亮所设想的刘备集团既要“跨有荆、益”两州，又要“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的水火不容。
荆州北靠汉、沔两水，南毗邻华南，东与吴郡和会稽郡相连，西和巴蜀地区相通，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谁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谁就可以四通八达，进退自如，攻守皆宜。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史家又称他为先主。
对荆、襄之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见解，古人多有共识。
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形势论》中曾指出，
“窃以为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领；而两淮、山东，其背也。蜀据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
赵鼎言：经营中原当自关中始，经营关中当自蜀始，欲幸蜀当自荆襄始。
陈亮言：荆襄据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关洛，楚人用之虎视齐晋，与秦争帝。东晋以来，设重镇以扼中原。
孟珙言：襄樊，国之根本，百战复之，当加经理。盖宋人之论如此……无荆襄不可以国，楚去陈徙寿春是也。无淮南北，而以江为守则亡，陈之祯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 ”
顾氏赋予荆襄在天下大势中最高的地位，为“天下之吭”。
与荆襄之“吭”对应的蜀之“领”与两淮之“背”，战略地位则都要低一些。
顾氏还认可三位宋人极具代表性的言论，特别是宋将孟珙说“襄樊，国之根本”，以至于“无荆襄不可以立国”。
另一位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历史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则在《湖广方舆纪要序》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建立了孙刘联盟，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吕蒙成功袭取刘备的荆州，使其领土面积大大增加。
荆州既然是军事战略利益之攸关，这就使得谁也不肯放弃占有它的企图。
不但曹操方面要前来争夺，而且江东的孙权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地盘落到刘备的手中。
这样的形势，注定了蜀汉要在保有荆州的前提之下，维系和东吴的联盟关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只要刘备一天赖在荆州不走，孙权就会跟他没完没了，双方联盟破裂，兵戎相见，乃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主和的鲁肃主持东吴军政时，秉持联刘抗曹的宗旨，尚能委曲求全，隐忍不发，使双方的关系不至于马上彻底闹僵，“然而肃之心，未遽忿羽而堕其始志也。以义折羽，以从容平孙权之怒。尚冀吴、蜀之可合，而与诸葛相孚以制操耳” 。
可是当鲁肃去世，主战的吕蒙接替鲁肃号令三军后，形势遂急转直下，大局糜烂，再也无法收拾了： “（鲁肃）身遽死而授之吕蒙，权之忮无与平之，羽之忿无与制之。 ”
在这个棘手问题面前，不但关羽这样的武将计无所出，就是智慧超群的诸葛亮本人也是束手无策。毕竟在现实中鱼与熊掌实难兼得，谁都不是容易被算计的傻瓜！
一旦孙刘两家闹翻脸，兵戎相见，那就不仅仅“外结好孙权”的愿望要彻底破灭，曹操集团也会从中大渔其利；
而且从实力和地理形势等综合条件来看，输家也肯定是刘备一方。
因为从实力上讲，刘备的势力与立国已三世的孙权政权相比，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实力不逮，在战争中自然只能处于下风。
从地理形势来说，荆、益两州中间隔着大巴山、巫山，交通极为不便，战事甫起，两大战区孤立分割，首尾遥隔，远水不能救近火，相互间难以支援；
而荆州和孙权盘踞的扬州，在地理格局上则连成一片，形成相对完整的吴、楚地区，可以做到进退自如，配合默契。从这个意义上看，地理形势也是有利于孙权而不利于刘备。
与兵要地理条件不利相始终的是，刘备集团本来兵力就有限，而“跨有荆、 益”，实际上是将有限的兵力再加以分散，这诚属用兵之大忌。
毛ZeDong指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症结。
▲诸葛亮墨迹拓本
战局的发展果然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江陵之战和夷陵之战，孙权不仅一举铲除了刘备势力的头号大将关羽，轻轻松松地从刘备手中夺回了荆州，而且还“火烧连营七百里”，彻底挫败了刘备再占荆州的企图，赢得了荆州争夺战的最终胜利。
蜀汉势力“委弃荆州，退入巴蜀”之后，要再北伐中原，完成统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条件，这也意味着《隆中对》的战略目标从此变成了水中月、镜里花。
因为巴蜀毕竟是出入不易、偏居一隅的“独守之国”，用于自守尚勉强可行，用于进攻则实属艰难。
这一点古人早就有论说：“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
很显然，以剑门相隔的四川盆地作为保境自守的根据地尚且不够理想，更遑论以此为基地去进取中原，经营天下了。
益州之地的局促与闭塞，决定了蜀汉的人力、物力处于劣势。
用张俨《默记》的话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指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
这一现实，聪明睿智如诸葛亮者当然也心中明白：“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而其主要对手曹魏，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真可谓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
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所面临的敌方统帅，恰恰又是同样具有雄才大略、智慧卓绝的司马懿，“所与对敌，或值人杰”。
诸葛亮在军事指挥能力上也有欠缺的地方，“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王夫之也认同陈寿的观点，指出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基本靠谱，“是其所为谋者，皆资形势，以为制胜之略也。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者……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汉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
客观形势的不利，所遇对手的强悍加上自身指挥水平的局限，使得诸葛亮的北伐之举雷声大雨点小，只开花不结果，“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距离《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是越来越远，遥遥无期。
既然《隆中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两者之间是永远无法接轨的败笔，那么它就是一个无法用具体行动来证实的怪圈，是一座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空中楼阁。
脱离实际的理想，便是幻想；不能实现的计划，等于空谈；无法成功的战略，实属摆设。
诸葛亮走不出《隆中对》的怪圈，这意味着是诸葛亮自己终结了《隆中对》的前途。
这虽然令人遗憾，但是却让人信服。
可见，《隆中对》不但不是诸葛亮的光荣和骄傲，反而成了诸葛亮人生追求中的一大败笔。
杜甫称颂诸葛亮“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这作为同情之辞，可以理解；而作为笃评之论，当属臆度。
当然，《隆中对》的不足，并不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在人们的眼里，诸葛亮的人格始终是伟大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这种伟大集中体现为崇高之美，悲情英雄诸葛亮勇于向悲剧性命运挑战，是不计成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临危不惧、九死不悔等高尚道德情操的化身。
用他自己的话讲，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大家热爱他，崇敬他，主要不是冲着他的功业去的（历史上比他功业显赫的人多得去了，同时代的曹操论事功就远远超过了他），而更多的是对他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不悔”的英雄人格与献身精神的仰慕和向往，即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摘自《历史名流-虚实之间的人物传奇》，黄朴民（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