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10日，蒋介石军队占领上海前，在一个临时练兵场上操练
在1926年的春天里，南方的报纸充斥着“北伐”的消息，而北方的报纸则处处透露着“南征”的细节。无论“北伐”，还是“南征”，都需要经济实力作为支撑。
“粤政府军事委员会，预算北伐经费，所须甚巨，拟核减官俸，百元以上者九折，一百元以上者八折，三百元以上者三折。”1926年5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了广东国民政府为准备北伐，行政人员开始扣减薪水的消息。
“直奉大战”其时正处于僵局之中，对于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来说，南方叫喊着北伐已有时日，但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习惯了“电报战”的军阀们认为，双方在报纸上进行沙盘演绎是最理想的战争。
但蒋介石并不这么想，这一年的6月3日，在幕僚的协助下，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方案”。
这份长达数千字的“方案”，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其实应该是“北伐预算方案”。蒋介石分析认为：以全国之局势、敌军之情况观之，北伐准备之期，应以三个月为限，不能复缓。
该方案指出，广东通过征税，每年能增加3500—4500万元财政收入。按照合理推算，如果拨出2000万元给军队，就可供养65000人的军队。
因此蒋介石提出，要乘吴佩孚的势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时，动员兵力8万人，筹足两个月军饷500万元，于3个月内占领武汉。按照这一方案，军事行动将在一个月后启动，而此时计划中的军费尚短缺多半。
对于广东国民政府来说，当务之急是筹到第一笔款项。两天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箭在弦上。
借钱“北伐”
1926年5月，距离蒋介石提出的北伐时间只剩一个多月，而所缺军饷多达300万。一个月内，要凑齐北伐之军费，其难度超乎想象。国民政府财政部采用的急救办法是：发行公债。
6月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首次发行有奖公债500万元。为了刺激销售，财政部还设置了特别大奖，以此噱头来吸引商民认购。但连年征战、苛捐杂税暴增都使广东民间对北伐之事深怀忧虑，民众对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并不买账，公债几乎无人问津。
一边开源，一边节流，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遂将目光转向加征税收，“拟规复番摊”（“番摊”系粤语赌局之隐称）。
陈炯明主政广东时力主禁烟禁赌，而此时恢复赌局征税自然引发诸多争议和抨击，但为财政带来的收入的确可观。
女儿出嫁要交税，打个麻将要交税，就连逛个妓院都会有“花捐”，此时广州民间已有“国民党万税！”之戏语。
“苛细已极，已至无物不捐，无物不税的地步。实际上已更无物可捐可税了。”在无物可捐的情况下，财政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翻倍。“于是财政厅下令由本年起各项捐税加五（即加50%）征收。”
但是征税解款尚需时日，至蒋介石在黄埔誓师北伐，军饷仍未全部到账。是以蒋介石统率之军迟迟未能启程，而李宗仁所带领的第七军已一路攻城拔寨，逼近武汉。
上世纪20年代，北伐军某部举行烈士安葬仪式
到7月13日，广州总商会决定由各商行筹款50万元为北伐费用，而国外华侨所捐近50万军费亦已到账，加上此前预征的200万军费，蒋介石首月军饷基本无虞。次日，国民党中央才正式发表了出师宣言，号召各地“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一个月后，为了缓解蒋介石逼饷之压力，宋子文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启动财政“抽水机”。
8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第二次有奖公债1000万元，这次声称是为开辟黄埔商港。但所采取的方法却是按屋分摊，即便租客亦不例外。这项公债的偿还，则明确表示以北伐战争征服的地区和因此得到的收入作担保。
如此从民间“抽血”，网罗甚细。广东米业首富黄显芝之前带头领销金库券五万元，在第二次购买公债时，只得抛售存米，套取现金上缴以完成任务。
黄显芝全盛时有12家米糠店、1家米机厂，其营业额几占全行业的三分之一。因为连年购买债券导致资金链紧张，而债券偿还遥遥无期，最终严重亏损，几乎全线倒闭。
之后的8月份，国民政府还发行了第三期公债，这次仍声明其用途是津贴罢工委员会及维持伙食，事实上亦全数移作军费。宋子文在年末的财政报告显示，发行公债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财源之一，在其时的财政收入中，公债高居首位，占收入总额的30%。
北伐前期的军费，主要依靠宋子文高明的“搜金术”。公开资料显示，从1926年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
这一年高达6100万元的军事开支，几乎把税收、公债所汲取的财富消耗殆尽，连内政、司法、教育，或促进工贸的资金亦全部吞噬。宋子文在1927年末的财政报告显示，其时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已达2000万元以上。
一路打“白条”
北伐军由广东出发，至湖南而形成一个“Y”字形的分叉，向湖北与江西展开。国民军先以四、七、八军消灭两湖吴佩孚主力，10月克武昌。以二、三、六、七军进攻江西，击败孙传芳五省联军。以第一军为主力进攻福建、浙江。
三路出击，战线由此不断拉长，而后方补给则面临严峻考验。
1926年7月，国民政府革命军总司令部核准发行湘、赣、桂等省军用地名券的布告，随北伐军胜利而一路北上，贴遍各地。
现银既然不便携带，正式的纸币又未通行，军用券遂流行一时。1926年7月27日，蒋介石离开广州，8月11日晚到达长沙。第三天他就发电国民政府，要求准许他这个司令部代发中央银行兑换券以维持军事进行。
半个月后，这一兑换券即在长沙开印发行，之后则成为北伐中最大的财政黑洞，官方统计数据称发行有365万，实际数字则远超其上。
此后购买军粮，亦同样打“白条”，如令长沙县长筹办军米，规定每石军米用10.8元向民间收购，而“其米价洋21600元，即以该县长所募公债项下拨付”。
为筹措北伐军之军需财用，蒋介石更组织“江西财政委员会”专负筹款。被派为赣北财政处长的周雍能发现，江西此前已被历任军阀搜刮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北伐军更逼停了江西地方银行所发纸币，因北伐军之财政困难，初时两折行使，终至变成废纸。
此时北伐军直入南昌，而广州中央银行所发行纸币及兑换券均无法跟上军队脚步，令蒋心忧不已。
为了解决眼前困局，蒋介石除了自己司令部印发“中央银行兑换券”，财政部亦提供了不同的军用券。仅从现有档案及资料显示，至少有七种“白条”曾经大规模发行：中央银行湘赣桂通用券、中央银行湘赣桂三省通用券、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券、中央银行鄂湘赣三省大洋券、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直鲁豫陕四省通用国库券（武汉国民政府发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小洋辅币券（南京国民政府发行）。
如此滥发纸币，无异于“打白条”，通货膨胀自然发生。军用票引发的混乱持续一年之久，实际数目则不止于此，据近代货币史研究者戴建兵教授测算，仅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就发行了1000万元左右，加上军需券及其他各种军用票的发行，各种军用票的发行总额当不下于2000万元。
资本家的债
1926年底，因宁汉分裂，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度摇摆不定。
蒋介石所需军饷迟迟未发，之前送到前线的百元大票因无法使用，又退回广州中央银行进行小额兑换，但是90多万军饷，3个月内只拨了37万。当时确定的军队服装费270万元，也只发了69万。
11月25日，广州军需处朱孔阳向蒋介石汇报称，“财政部应发北伐军三省通用券一百余万，中央银行现有贴款，乃向领，坚称须待部长回粤，始能照发。”
蒋介石接报后相当恼火，他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说：“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雪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
宋子文北上本以“筹款”为目的，但在宁汉之争中他倾向于迁都武汉，便扣军饷不发。他曾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有此曲折，蒋介石遂觉财政问题不能操于人手。军饷危机直接影响着前线，他没有时间等下去，也不敢拖延时间。此刻上海克复在即，上海金融界已频频向蒋介石发出示好之声，蒋于是转而寻找新的金主。
是故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一旦克复上海，总司令部军需处就向上海中国银行提借100万元，沪行经理宋汉章照循例索取担保品，被憋了一肚子气的蒋介石拿来开刀，由借款100万升至500万元。
蒋随后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2000万元整，后又把发行定额改为3000万元，并限于5、6两个月交足。
这一年6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出席财政会议时说到“理财有如带兵，须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以非常的手段，达成非常的任务”。
放出“以非常手段，达成非常的任务”之口令后，筹款专员们开始有恃无恐地逼迫上海资本家们。如命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款50万元；华商电气公司捐款30万元；先施公司捐款25万元。
又如中国银行至1927年3月底对北伐经费的赞助已达549万元，一旦拒绝借款给蒋，就会收到赤裸裸的威胁：“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
正是依靠不断从上海银行界“提款”，面临财政困境的蒋介石才得以将北伐进行到底。
北伐“后遗症”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厅举行了成立典礼。
出师十个月，即抵定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北伐的军事攻击至此似可划一逗号，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他以军事统帅的身份为人瞩目，此后他将作为主政者的身份开始操持政府事务。
胜利的代价事实上相当沉重，北伐后遗症之一是旧军阀未除，新军阀已成尾大不掉。北伐之初，广西、湖南各省部队纷纷出击，国民革命军迅速膨胀，军需供应不及，各军饷械多由各军自行筹措，由此造成的“公债”滥发，其后果自然由新的国民政府买单。
北伐期间，北京普通民众生活
但凡此种种，均为后来政府理财埋下诸多隐患。军饷各筹所需，使地方与军队关系再度扭结，庞大军费以国债替代，又直接掏空国库。
财政负重之下，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急于编遣部队，但蒋私心偏袒中央军，遂引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不满，引发后来之中原大战。
北伐后遗症之二，当初“临时抱佛脚”之公债，成为了国民政府“发财”的捷径。从1926年开始北伐，到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财政部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
到第四次发行公债时，因政府迁往武汉，筹款困难，实在没有什么好名目可以用来忽悠民众，于是只好以“庆祝北伐胜利”的名义，发行有奖债券500万。
临时救急的“公债”，最终成为国民政府再也扔不掉的“拐杖”。
在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年间，除1932年外，每年发行公债，共发行约25亿元内债。倘若行之有效，如蒋介石自己所言，“现在多出一个钱，就是换取将来更有希望的建设”，则未尝不可。
但事实上，“公债”只成为政府提款之工具，此前广州国民政府在北伐期间所发债券2700多万元，直至1941年尚欠1900多万元没有偿还，致使70%公债成为呆账。在战乱中汲取的民间财富最终空掷其中，就此消失。
（作者：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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